继哲学史上对人的本性给出了各个相异的定义后，现代的哲学家们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人的本性这个问题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具有误导性，并且也是矛盾的。加塞特说，在现代世界中，我们正经历着古希腊存在论的崩溃，因此也经历着古典人论的崩溃。
自然是一种物，一种伟大的物，它由许多次要的物组成。而现在不管物与物之间有何不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基本特性，简单地说这个特性就在于这个事实：物就是——它们都有自己的存在。这不仅意味着它们存在，而且它们就在我们面前存在着，而且还意味着它们有个特定、固定的结构或连贯性。……换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天性”这个词。而自然科学的任务就是深入到不断变化的现象之下，去洞察永恒的天性或质地。……今天我们知道，自然科学的一切奇迹，虽然在原则上讲是取之不尽的，但在人类生活的奇怪现实之前必须总要完全止步。为什么？如果所有的物都已将其大部分秘密交付给了物理科学，为什么单单在人类生活这方面就能如此坚定地拒不交付呢？这个解释必须要深入，触及根源。也许这个解释说到底就是一点：人不是一个物，谈论人的本性是错误的，人并无本性……人类生活……不是一种物，并没有本性，因此，我们必须要决定用与揭示物质现象完全不同的术语、范畴和概念来思考它……
迄今为止，我们的逻辑一直是基于埃利亚学派思想基本概念的关于存在的逻辑。但用这些概念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期望去理解人的独特性。埃利亚主义是一种对人类生活的彻底理性化。现在得要打破这个逻辑魔圈的限定。“为了讨论人的存在，我们必须首先阐述一个非埃利亚式的存在概念，就像其他人已经阐述了一个非欧几何学一样。赫拉克利特曾播下的种子而今已经到了大丰收的时刻。”如果我们学会了摆脱唯智主义的影响，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也从自然主义中解放出来了。“人没有本性，他所拥有的是……历史。”[1]
柏拉图在其著作《泰阿德篇》中描述的存在与生成变化之间的冲突，一直是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基本主题。然而即使我们从自然世界转向历史世界，这一冲突也不会被化解。自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来，我们把存在与变化之间的二元论看作是一种逻辑上的二元论而非形而上学上的二元论。我们不再谈论与绝对静止的世界相对立的绝对变化的世界。我们不再把实体和变化看作是不同的存在领域，而是看作不同的范畴——看作我们经验知识的条件和预先假定。这些范畴是普遍原则，它们并不局限于特殊的知识对象。因此，我们有望在人类经验的所有形式中找到这些原则。事实上，即使是历史世界也不能仅仅从变化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虽然也包括一种实体要素，即一种存在要素，然而这种要素不能用物理世界的那种意义去定义。没有这一要素，我们就很难像加塞特那样把历史说成是一个体系。一个体系的预先假定总是：如果性质不同一，至少结构同一。事实上，这种结构上的同一性——形式的同一性而非质料的同一性—— 一直被大史学家们所强调。他们告诉我们，人之所以有历史，就是因为他有一种本性。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如马基雅弗利的看法，也是许多现代史学家都支持的观点。在时间的流逝之中，人类命运的多态性背后，他们希望能发现人类本性的永恒特征。雅各布·布尔克哈特（JacobBurckhardt）在其《世界史沉思录》中，将史学家的任务定义为力图去确定持续不断、循环出现的典型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可在我们的理性和情感中引起响亮的共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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