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人类知识的对象如何多样异质，知识的各种形式总是呈现出内在的统一性和逻辑的同质性。历史思想和科学思想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逻辑形式，而在于它们的目标和主题。如果我们要描述这种区别，仅说科学家研究现今的，而史学家研究过去的，则太过于简单。这样的区别会是一种误导。科学家也像历史学家一样会探究事物的远古起源，例如，康德就做出了这样的尝试。1755年康德发展出一种天文学理论，这也成为一部关于物质世界的普遍历史。他采用物理学的新方法——即牛顿方法——去解决一个历史问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提出了星云假说，试图以此去描述从曾经无分化无组织的物质状态到现今的宇宙秩序的演变。这是一个自然史问题，但不是确切意义上的历史。历史学的目的不是去揭示自然物质世界从前的状态，而是要揭示人类生活与文化的以往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它可以使用各种科学方法，但它不能仅满足于这些方法所能提供的资料。任何事物都受自然规律的约束。历史学对象没有独立自具的实在，它们蕴藏在物质对象中。尽管是蕴藏着的，但可以说它们属于一种更高的维度。我们所说的历史意识不会改变事物的形态，也不会在它们身上发现一种新属性，但它确实赋予了事物和事件一个新的深度。当科学家去追溯过去时，他能利用的就只是他现今观察结果的概念或范畴。通过追溯因果关系之链，他把古今连接起来。他是身处当下而研究过去留下的物质痕迹——这是地质学或古生物学的方法。历史学也必须从这些痕迹开始，因为没有这些痕迹，它就不可能迈出一步。但这只是先期的基础任务。历史学在这种真实的经验重建中，又增加了一种符号重建。史学家必须学会解读他的历史文献和文物，不会仅把它们当作过去的死物，而是会视它们为活的信息，是能用自己的语言向我们诉说的信息。然而这些信息的符号内容并不能直接观察到。让它们说话并让我们理解它们的语言，这正是语言学家、语文文献学家和史学家的工作。史学家的工作与地质学家或古生物学家的工作之间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历史思想的逻辑结构，而在于这一特殊任务、特殊使命。倘若史学家不能破译文物的符号语言，历史对他来说就仍是本天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史学家与其说是一个科学家，不如说是一个语言学家。但他不仅研究人类的口语和书面语，还力图深入了解一切不同的符号化方言的含义。他的文字材料不仅仅只存在于书籍、编年史或回忆录中，还必须要会读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会看画布上的色彩，会看大理石雕像或青铜像，会看大教堂或庙宇、硬币或宝石。但在研究这些的时候，他的出发点不像古董收藏家那样，仅仅希望收集和保存古代珍宝。史学家所追求的是把某种过往时代的精神有形化。他要在法律和法规、权利宪章和法案、社会制度和政治宪法、宗教习俗和仪式中探寻相同的精神。对于真正的史学家来说，这种材料不是僵化的事实而是活生生的形式。史学就是力图将过去所有支离破碎的细枝末节熔化在一起，并将它们综合起来塑造成新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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