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各种方言的多样性及语言类型的异质性，从哲学角度或从科学角度来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语言学家很喜欢这样的多样性，他跃入人类言语的海洋中，却不是为了探测它的真正深度。而在所有时代中哲学的探索方向都恰恰相反。莱布尼茨（Leibniz）就曾强调过，若没有一种普遍的语言形式，我们就永远找不到一种普遍科学，即真逻辑。现代符号逻辑也遵循着同样的倾向。但是即使实现了这一任务，人类文化哲学仍然必须要面对这同样的问题：在对人类文化进行分析时，我们必须要接受事实的具体形态，接受它们所有的多样化以及差异性。语言哲学在这里也面对着在每种符号形式研究中都出现过的同样困境。所有这些符号形式最高的，确实也是唯一的任务，就是将人们统一起来。但任何一种形式都不可能在不对人们进行划分或区分的情况下实现这种统一。因此，那些旨在确保文化和谐的努力，反倒变成了最深的冲突与分歧之根源。这就是宗教生活的巨大矛盾，是宗教生活的对立统一。〈6〉同样的对立统一也出现在人类言语中。没有言语就没有人们的共同体，然而对这种共同体来说，没有比言语的多样性更严重的障碍了。神话及宗教不愿将这种多样性视为必然且不可避免的事实。它们将其归咎于人之错或人之罪，而不是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在许多神话中，我们都发现了与圣经里的“巴别塔”〈7〉故事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描绘。即使在现代，人也一直深切地向往着人类还拥有统一语言的那种黄金时代。他回顾他的原始状态，就像回顾一个失落的天堂。而对亚当语（LinguaAdamica）的古老向往，对人类最早祖先那“真正”语言的古老向往，对那种仅由约定的记号组成并且也表达了万物特有本性和本质的语言的古老向往，即使在哲学领域也未完全消失。关于这种建立亚当语的问题，继续受到了十七世纪哲学思想家和神秘主义者的严肃讨论。[28]
然而，语言真正的统一性——若存在这种统一性的话——就不可能是实体的统一性，而是必须被定义为功能的统一性。这样的统一性并不以质料统一性或形式统一性为前提。两种不同的语言就其语音系统和词类系统而言，也许代表两种相对的极端，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言语群体生活中实现同样的任务。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不是手段的多样性，而是它们在目的上的合适性及一致性。我们也许认为，这种共同目的在一种语言类型中要比在另一种语言类型中实现得更加完美。甚至通常不愿对特定方言进行价值评判的洪堡，也依然认为屈折语是语言的优秀典范和榜样。对他来说，屈折语形式是唯一有规律的形式，是唯一完全一致并恪守规则的形式。[29]但现代语言学家警告过我们要提防这种评判。他们告诉我们，没有共同且独一无二的标准可以评估各语言类型的价值。在比较语言类型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此类型要比彼类型更具优势的现象，但进一步的分析通常使我们确信，我们所称的某种类型的缺陷，可能会被此类型的其他优点补偿并抵消。萨丕尔声称，若我们想要认识语言，就必须驱除我们思想中的首选价值观，并使自己习惯于以相同的兴趣及冷静又中立的态度来看待英语和霍顿屯语。[30]
若人类言语的任务就是去复制模仿事物的既定或现成秩序，我们就很难保持这种中立态度。我们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两种不同仿本中一定有一种更好，一定有一种更接近原型，而另一种则和原型相距甚远。然而，若我们认为言语具有创造性及建设性的功能，而不单单是复制功能，我们就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就不是语言的“功用”（work），而是语言的“活力”（energy）。为了测量这种活力，我们必须要去研究语言过程本身，而不是仅分析它的成果、它的产物以及最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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