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起源问题，在任何时候都对人类心灵有着奇异的吸引力。人在蒙昧初开之际就开始对此好奇。很多神话故事都曾向我们讲述，人是如何从神那儿或在神圣导师的帮助下学会说话的。如果我们接受神话思想的这一原初前提，人对语言起源的兴趣就很容易理解了。神话所知道的唯一解释方式，就是追本溯源至遥远的太初，并从事物的这种太初阶段中衍生出自然物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现状来。然而，令人惊讶也说不通的是，这样的倾向居然也存在于哲学思想中。虽然在这里，许多世纪以来系统性问题都被发生学问题掩盖了，因为人们认为这是势在必然的，一旦解决了发生学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然而从一般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个毫无根据的臆断。知识论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发生学问题和系统问题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不但具有误导性，而且也很危险。但在研究语言问题时，这个在其他知识分支中似乎已经牢固确立的方法论准则，怎么就被抛到脑后了呢？当然，最有意义也最重要的就是掌握有关语言的全部历史证据，以便能回答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是源自同一词干还是源自各种不同的独立根脉，由此能够一步步地追溯到各种不同方言和语言类型的发展。然而这一切都还不足以解决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哲学中，我们不能仅满足于事物的变化和事件发生的年代顺序。在这里，我们必须在某种意义上始终采纳柏拉图式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哲学知识是关于“存在”的知识，而不仅仅是有关“生成变化”的知识。的确，语言从未存在于时空之外，它不属于永恒理念的领域。变化——语音、类比性、语义的变化——是语言的基本要素。然而，对所有这些现象的研究不足以令我们理解语言的一般功能。一方面，对每一种符号形式的分析，我们都要依赖于历史资料。关于神话、宗教、艺术、语言“是什么”的问题，不能用逻辑定义以纯粹抽象的方式来回答。而在另一方面，在研究宗教、艺术和语言时，我们总是会遇到属于不同知识类型的一般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分开单独处理，单靠历史研究的方法是无法处理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人们在十九世纪时仍然普遍认为，历史是对人类言语进行科学研究的唯一途径。语言学的所有重大成就都来自这样的学者：他们的历史兴趣浓厚到几乎容不下其他任何思想倾向的地步。雅各布·格林（JakobGrimm）奠定了日耳曼语系的比较语法学基础。葆朴（Bopp）和鲍特（Pott）创立了印欧语系的比较语法学，并由施莱歇尔、卡尔·勃鲁格曼（KarlBrugmann）和德尔布吕克（B.Delbrück）所完善。第一个提出语言史原则问题的是赫尔曼·保罗（HermannPaul）。他充分意识到，单靠历史研究并不能解决人类言语的所有问题。他坚称，历史知识总是需要系统性来作为补充。他认为历史知识的每个分支都对应着一门科学，它研究史学对象演变的一般条件，并探讨那些在人类现象的所有变化中保持不变的因素。[9]十九世纪不仅是历史学的世纪，也是心理学的世纪。因此，认为在心理学领域寻找语言史的原则，是十分自然甚至是不言而喻的。它们是语言学研究的两大基石。莱昂纳多·布龙菲尔德（LeonardBloomfield）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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