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能发现一种一般标准，让我们可以用它来描述人类智性的基本结构，并将这种结构与其他所有可能的认识模式区分开来。经过深入敏锐的分析后，他得出结论：这样的标准应在人类知识的特征中去寻找，而这种特征就是，理解力无可避免地必须要在事物的实在性和可能性之间作出鲜明区分。正是人类知识的这种特征，决定了人在普遍存在之链中的位置。“实在”与“可能”之间的区别，既不因低于人的存在物而存在，也不因高于人的存在物而存在。低于人的存在物被局限在其感官知觉的世界里，它们很容易受到实际的外部刺激的影响并对其作出反应，但它们不能对“可能”之事形成丝毫观念。反之，那至高超人的智慧，神的心智，则根本不知实在性和可能性的区别。神是纯粹实存体（actuspurus），它构想的一切都是实在的。神的智性是原型智性（intellectusarchetypus）或创造性直观（intuiitusoriginarius），它想到一物时，此念就创生出此物。只有在人这里，在人的派生智性（intellectusectypus）中，可能性这个问题才会出现。实在性和可能性的区别不是形而上学的区别，而是认识论的区别。它并不表示自在之物的任何特征，只指代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康德并不是要以实证或独断论的方式来断言神的智性、创造性直观真的存在。他只是借用“直观性理解力”（intuitiveunderstanding）这个词的概念，来描述人类智性的本质及其局限性。人类智性是“推论性理解力”（discursiveunderstanding），它依赖的是两种异质要素。我们的思维离不开意象，我们的感性直观离不开概念。“没有感性直观的概念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感性直观是无判断力的。”在康德看来，在知识的基本条件上的这种二元性，就是可能性与实在性之区别的根本所在。[1]
从我们目前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康德的这个观点——康德批判著作中最重要也是最难懂的观点之一 ——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出了对任何人类学哲学都至关重要的问题。与其说人类智性是种“需要意象”〈1〉的智性，我们不妨说它需要的是符号。人类知识就其本质而言是符号知识。它的这种特征既体现了它的力量也体现了它的局限性。对符号思维来说，在现实事物与可能事物、实际事物与理想事物之间作出泾渭之分，是必不可少的。符号在自然物质世界中没有实际存在；它具有的是“意义”。在原始思维中，区分存在与意义这两个范畴的差别依然是件难事，这两者总是混淆不清的：符号看起来好似被赋予了巫术力量或物理力量。但在人类文化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事物与符号之间的区别被清晰地感知到了，而这就意味着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区别也变得越来越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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