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就在当地，在卡累利阿，写这本书，于是我就向一位退休女教师谢拉菲玛·约诺芙娜租了个房间。她除了戴眼镜和懂得法语外，外表一点儿也不像女教师，倒像是个愚昧无知的老婆子。
我开始按照提纲写书，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这本书在我笔下却像一盘散沙。我怎么也无法把素材焊接起来，将它们凝聚在一起，自然地向前流去。
素材支离破碎。有意思的段落互不连贯，全都摇摇欲坠，得不到上下左右其他有意思段落的支撑。这些段落一段段孑立在那里，缺少那种唯一能把生命注入档案材料的生动的细节、时代气息和我对之感兴趣的人物命运的维系。
我写水利机械、生产过程和工匠们，可我一边写，一边却十分苦恼，因为我懂得，在我对上述这一切表示出自己的态度，在有哪怕一点抒情气息使这些素材复活之前，这本书是写不好的。甚至根本就写不成。
（顺便说说，我那时懂得了写机器必须跟我们写人一样，得理解它们，爱它们，为它们而欢乐、悲伤。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总是为机器感到一种肉体上的痛苦。就拿“胜利”牌汽车来说吧，当它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勉强爬上陡坡的时候，我累得大概不下于汽车本身。也许这个比喻并不十分确切，不过我深信，对待机器，要是你打算去写它们的话，就应当像对待活生生的人一样。我发现，好的工匠和工人就是用这种态度对待机器的。）
世上没有比面对素材一筹莫展更叫人难堪，更叫人苦恼的事了。
我觉得自己已成了外行，就好像硬要我去跳芭蕾舞或者编辑康德的哲学著作那样。
记忆却不时用高尔基的话来刺痛我：“不过可别丢脸，一定得带本书回来！”
使我灰心的还有，我历来崇奉的作家技巧的基础之一崩溃了。我一向认为只有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握任何素材，而又不会失去自己个性的人，才配当作家。
我决定缴械投降，什么也不再写，离开彼得罗扎沃茨克，以结束我这种苦不堪言的处境。
当时除了谢拉菲玛·约诺芙娜之外，我找不到任何人可以一诉我心头的痛苦。我已经准备把我的失败讲给她听了，可我发现，她早已感觉到了，想必是凭着教师所特有的那种敏感吧。
“您跟我那些傻里傻气的女中学生准备考试时一模一样，”她对我说道，“她们只知道拼命往脑袋瓜里塞，弄得晕头转向，分辨不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无足轻重的，这不过是因为疲劳过度了。我对你们作家这一行虽说一窍不通，可我想，凭蛮干，恐怕是写不出什么来的吧。只能使自己的神经紧张。可这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您别一时冲动，说走就走。您好好地休息休息。到湖上去划划船，去城里各处逛逛。我们这个城市挺可爱，挺朴素。也许您会有所得的。”
不过我还是决定离开这儿。行前，我到城里各处去走走。直到这时，我还没好好观光过彼得罗扎沃茨克的市容呢。
我沿着湖畔信步朝城北走去，不觉到了城外。一排排小房子到此戛然而止。前面是菜园。在菜园中间，东一个西一个地竖立着十字架和墓碑。
有个老头儿正在胡萝卜地里锄草。我问他这都是些什么十字架。
“这儿早先是公墓，”老人回答说，“听说是专门埋葬外国人的。如今这片地改作了菜园，墓碑都给搬走了。剩下的几块也留不了多久。最多留到来年春天。”
墓碑的确不多，总共只有五六块。其中一块墓碑四周还围着生铁铸的富丽堂皇的沉甸甸的栅栏。
我走到这块墓碑跟前。在断裂了的花岗石墓表上可以辨出用法文写的碑文。高高的牛蒡几乎把碑文全遮没了。
我拔掉牛蒡，看到了碑文的全文：“拿破仑皇帝陛下大军之炮兵工程师夏尔-欧根·朗赛韦之墓。一七七八年生于佩皮尼昂，一八一六年夏殁于远离祖国之彼得罗扎沃茨克。愿主赐他备受痛苦的心灵安息。”
我顿时领悟到，在我面前的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的坟墓，他的命运是悲惨的，正是这个人将把我救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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