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家里，告诉谢拉菲玛·约诺芙娜，我决定在彼得罗扎沃茨克留下来了，说罢，掉头就去档案馆。
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是个瘦得几乎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的戴眼镜的干瘪老头儿，早先当过数学教员。档案馆还没有完全整理好，可老人却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
我说明了来意，老人非常激动。因为平日来找他查询的都是些枯燥的资料，主要是教堂的教徒出生簿上的生年之类的东西，而且即使这样的查询，一年也难得有几回，现在却要进行一次困难而有趣的档案搜索——找到一切跟这名一百多年前不知何故死在彼得罗扎沃茨克的神秘的拿破仑军官有关的全部档案。
老人也好，我也好，心里都很着急。在档案馆里能不能找到朗赛韦的资料，哪怕只是蛛丝马迹也好，以便多少可以知道点他的生平？或者我们什么也找不到？
老人出乎我意料地宣布说，他今晚不回家睡觉了，将通宵在档案馆里翻寻资料。我很想陪他一起找，可是他告诉我，外人是不得进入档案库的。于是我就上街去买了面包、香肠、茶叶和糖给老人送去，让他夜里好有夜宵吃，随后我就走了。
搜寻资料延续了九天之久。每天早上老人给我一份卷宗目录看，据老人猜测，这些卷宗里可能会提到朗赛韦。在最有价值的卷宗抄目前，老人都打了一个钩，但他作为数学家，总是把这种记号叫作“根号”。
直到第七天上，才在公墓登记册上找到了埋葬被俘法军大尉夏尔-欧根·朗赛韦的记录，他下葬时的情况是颇有几分奇特的。
第九天上，找到了两封提及朗赛韦的私人信件。第十天上，老人给我看了一份已经残缺不全的、没有了签署标记的奥洛涅茨省省长发出的通报。通报讲的是“朗赛韦”的遗孀“玛丽亚-采齐丽娅·特里尼德因从法国前来为夫树立墓碑”而短期居留在彼得罗扎沃茨克的事。
这就是能找到的全部资料了。然而档案管理员所找到的这些资料（老人为这一成功喜形于色），已足以使朗赛韦在我的想象中复活。
朗赛韦一出现，我立刻伏案写书。工厂的全部史料不久前还如一盘散沙，一无聚拢的希望，如今突然间在书中各得其所了。所有的史料全都熨帖地，而且仿佛是自然而然地环绕着这名炮兵，这名法国革命和拿破仑进军俄国的参加者，这名在格日阿茨克城下被哥萨克俘获，然后被遣送到彼得罗扎沃茨克的工厂，最终死于热病的法国军官，各就其位。
就这样，我写成了中篇小说《夏尔·朗赛韦的命运》。
在没有出现人物之前，我那些素材是死的。
此外，我预先为这本书拟定的提纲被全盘推翻了。如今朗赛韦信心十足地使故事跟随着他展开。他像块磁石，不仅把史实，而且把我在北方见到的许多景物都吸到了他的身旁。
在中篇小说中，有一个为朗赛韦哭丧的场面。女人哭悼他的挽歌歌词是从我亲耳听到的一首哀歌中借用来的。这件事值得一谈。
我乘轮船由拉多加湖出发，溯斯维里河而上，前往奥涅加湖。在一处码头上，大概是在斯维里察吧，人们把一口普通的松木棺材抬到了下甲板上。
原来是斯维里河上一位最老也最有经验的引水员在斯维里察故世了。他的朋友，也都是引水员，决定把盛殓着他遗体的棺木，由轮船载着，航行全河，由斯维里察直至沃兹涅先尼耶，以便让死者同他心爱的河诀别。此外也可让两岸的居民有机会同这位在这一带备受尊敬的、从某一点上来说也是著名的人士告别。
这是因为斯维里河是一条石滩众多的湍急的河流。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引水员领航，轮船就休想通过斯维里河上那些急滩，所以自古以来，斯维里河上就有引水员的行帮，他们都亲密得如同手足。
当我们通过急滩，也就是石滩的时候，我们的轮船尽管开足了马力，但还得由两条拖船来牵曳，否则就过不去。
若顺流而下时，轮船得倒行逆驶，轮船由拖船拽着，逆流倒开，以便减慢下行的速度，免得撞上石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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