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在编辑部里左思右想：怎么办呢？我们的校对，一个叫勃拉戈夫的老头儿，也跟我们坐在一起。他过去是俄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俄罗斯言论报》[8]的经理，是赫赫有名的出版家瑟京[9]的左右手。
老头儿被自己的历史吓坏了，所以很少讲话。他的庄重的举止和仪表跟我们编辑部里这帮衣衫褴褛、吵吵闹闹的年轻人极不协调。
我把索鲍利的手稿带回阿勒斯万格公司，准备再看看。
已经很晚了（其实还不到十点，可是一片漆黑的城市早从黄昏起就已没有一个行人了，只有风在十字路口幸灾乐祸地呼啸），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忽然来敲商店的大门。
我把报纸卷拢，绞紧，用火点着，像举着个火把似的举着它，去把那扇用一节生了锈的煤气管顶住的沉甸甸的店门打开。拿着小油灯去是不行的，别说空气最微弱的流动就能把它吹熄，即使盯着它看一眼它也会熄掉的。
“有个公民要见您，”若拉说，“请您证明一下他的身份，我就放他进来。这儿是画室。光颜料一项，听说就值三亿卢布。”
要是考虑到，举个例说吧，我在《海员报》的月薪有一百万卢布（按照集市上的价格，这些钱只够买四十盒火柴），那么三亿卢布这个数目，当然也就不像若拉所认为的那样了不起了。
站在店门口的是勃拉戈夫。我证明了他的身份。若拉允许他进店，并关照我说，再过两个小时要上我们这儿来暖和暖和，喝杯开水。
“是这么回事，”勃拉戈夫说，“我总惦着索鲍利的那篇小说。那是篇很有才气的作品。不能让它白糟蹋了。您知道，我跟所有报界的老狼一样，养成了个习惯，不肯放过一篇好小说。”
“可有什么办法呢！”我回答说。
“把稿子给我。我用人格担保，我决不改动一个字。今晚我就留在这儿，因为我不可能回兰热龙街的家里去了，否则半路上准会把我的衣服剥光。我当着您的面给这篇稿子加工。”
“‘加工’是什么意思？”我问，“‘加工’不就是修改吗？”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决不删一个字，也决不添一个字。”
“那您还有什么好做的呢？”
“您会看到的。”
我觉得勃拉戈夫的话中有某种不可捉摸的谜一般的东西。在这个寒风呼啸的冬夜，某种神秘的东西附在这个沉静寡言的老人身上，来到阿勒斯万格公司。像这样神秘的东西不看个究竟怎么行呢？于是我同意了。
勃拉戈夫从口袋里掏出一截粗得出奇的蜡烛头。这是教堂用的蜡烛，金色的纹路像螺纹似的盘在蜡烛上。他点亮了蜡烛头，把它放到箱子上，然后在我的破手提箱上坐了下来，手里捏着一支木匠用的扁铅笔，一头栽到了稿子里。
半夜里，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来了。我正好把水烧开，在那儿沏茶，不过这晚沏的不是干胡萝卜茶，而是切碎后烘烤过的甜菜茶。
“你们可要注意，”若拉说，“打远处看，你们活像是两个造假钞票的。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在修改一篇小说，”我回答说，“下一期要登的。”
“你们可要注意，”若拉又说道，“并不是每一个民警都能理解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得感谢上帝，当然上帝是没有的，感谢他让我而不是别的什么土包子在这儿执勤。对我来说，文化高于一切。至于说到造假钞票的，可都是些大能人，他们可以用同一摊牲口粪，或者做一块金元，或者做一张居留证。据说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里，有一块黑天鹅绒的垫子，上边放着一只漂亮得没法形容的大理石手。这手不是莎拉·伯恩哈特[10]的。也不是肖邦或者维拉·霍洛德纳娅[11]的。这是欧洲最有名的伪币制造者的手，是一件模塑品，我忘了这人叫什么了。当初砍掉了他的脑袋，可是却把他的手展览出来，供人参观。就像他是个小提琴大师一样。这个故事挺有教育意义吧？”
“不怎么样，”我回答说，“您有糖精吗？”
“有，”若拉回答说，“是糖精片。我们可以分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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