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前期种种不顺，1809年，简和母亲、姐姐定居安静的乔顿镇后，还是重新拾起了以前的手稿；1811年，《理智与情感》终于面世了。彼时，写作对于女人来说已经不再是出格的行为。教授斯珀吉翁在皇家文学会一期关于简·奥斯汀的讲座上引用了伊莱扎·费伊女士《来自印度的信》一书的前言。伊莱扎本打算在1792年出版此书，但由于当时的公众舆论极力反对“女性作家”而只好作罢。但她在1816年写道：“从那时开始，社会情绪的逐渐变化、发展已经相当可观；时至今日，我们不仅拥有同过去一样多的，足以为女性作家正名的优秀作家，还有一些朴素真实的女性，她们不畏恶意评论一路随行，不惧将一叶扁舟驶入大海，坚持将兴趣和知识普及大众。”
1813年，《傲慢与偏见》出版了。简·奥斯汀以一百一十英镑的价格售出该书版权。
除了已经提到的三本小说，她还写了其他三本：《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劝导》。就凭这寥寥几本书，她的名气已经被奠定。即使出版一本书要等上很长时间，但作品一经问世，她那令人着迷的天赋就立刻得到认可。所有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都对她不吝赞美。我在这里只借用沃尔特·斯考特爵士说过的话，他的观点还是一贯慷慨大度：“这位年轻的女士擅长描写平日生活中的人事百态，其精彩程度我未从其他作品中有所领略。大事谁都会写；但能把小事写得有趣，叙述和抒情都淋漓尽致，这就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了。”
奇怪的是，沃尔特爵士竟然没提到这位年轻女士最珍贵的天赋：她的观察能力固然透彻，观点也颇具启发性，但正是其自身的幽默感赋予观察以入微，赋予观点以鲜明。她笔下的内容并非涉猎广泛。几乎所有作品都在讲同一个类型的故事。人物类别屈指可数，基本如出一辙，不过是以某些不同角度来写罢了。她有着极高的判断能力，没有人比她更了解她自己的局限。她对生活的体悟仅仅限制在乡村生活的小圈子内，而这也正是她得心应手的写作素材。她只写自己知道的东西。如查普曼博士率先指出，她的小说里从没出现过男人之间的直接对话，因为她肯定从未亲耳听过。
此外，即便在她生活的时期里，世界动**不安，激动人心的事件频发：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拿破仑的兴衰等等，她却从未在小说中提及一笔，因此倒被人指责消极出世。但需要记住的是，那个时代的女性讨论政治是非常失礼的，政治只是属于男人的话题；甚至没有几位女士会阅读报纸；只因她的写作没有涉及政治而推测她未受其影响，这毫无道理。她热爱家庭，家中两位兄弟都在海军服役，常常置身危险之中，从她的信件中便能读出她对他们的惦念关切。再者说，难道对政治问题的回避不正能说明她判断高明吗？生性过于谦虚的她，恐怕不敢推测未来仍有后人会阅读自己的作品；但假设她当真如此考虑过，那么避开这些从文学角度来看注定会失去吸引力的话题，实在是不胜明智的选择。那些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写的小说早就乏味如死灰。他们就像每日印刷的报纸一样记录着流水账，寿命何其短暂。
多数小说家的事业都有起有伏。奥斯汀小姐是唯一的例外，她让我相信只有平庸之辈才会保持不变的水准，即平庸的水准；而她的小说却一直维持在最佳状态。即使《理智与情感》和《诺桑觉寺》这种不乏败笔的作品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每本书都有痴迷甚至于狂热的推崇者。麦考利认为《曼斯菲尔德庄园》是最佳杰作；其他大名鼎鼎的读者则更喜欢《爱玛》；迪斯累利把《傲慢与偏见》反复读过十七次；到今天，很多人将《劝导》视作她最完美的作品。我相信有无数普通读者认为《傲慢与偏见》是她的代表作，我们不妨接受这些人的判断。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因为能得到评论家的赏识及教授与学院的研究，更在于一代又一代人能从阅读中汲取养分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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