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
“他念过英国的‘牛精’大学。你知道‘牛精’大学吗？”
“略有耳闻。”
“那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
“你认识盖茨比很久了吗？”我问。
“有几年了，”他颇感荣幸地说，“直到战争结束后不久，我才有幸结识他。但跟他聊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就知道这人的家世肯定很显赫。我心里想：‘原来真有这种你愿意带回家介绍给你母亲和姐妹认识的人啊。’”他停顿片刻。“我发现你在看着我的袖扣。”
我本来没有看，但现在看了。它们的形状很奇怪，似乎是象牙做的。
“这是最好的人类臼齿的标本。”他告诉我。
“哇！”我仔细地看着它们，“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创意。”
“是啊，”他把衬衣的袖口缩回到外套之下，“是啊，盖茨比对女人非常规矩。他从来不正眼看朋友的太太。”
此时这种信赖所托付的对象回到餐桌坐下，沃夫希姆先生猛然喝掉他的咖啡，然后站起身来。
“我很喜欢今天的午餐，”他说，“我离开你们两位年轻人啦，免得你们嫌我待得太久。”
“别着急，梅耶，”盖茨比言不由衷地说。沃夫希姆先生抬起手，像是替我们赐福。
“你们非常有礼貌，但我是老人家啦，”他表情沉重地宣布，“你们就坐在这里吧，可以谈谈体育，谈谈年轻的女人和……”他又挥了挥手，用以代替我们的第三个话题。“至于我，我已经五十岁，不会再打扰你们啦。”
跟我们握手道别、转身离去期间，他那悲剧的鼻子不停地**。我在想我是不是哪句话得罪他了。
“他有时候会变得非常忧郁，”盖茨比解释说，“今天他又多愁善感了。在纽约他也算是个人物了——百老汇的地头蛇。”
“他到底是什么人？演员吗？”
“不是。”
“牙医？”
“梅耶·沃夫希姆？不是啦，他是开赌场的。”盖茨比欲言又止，然后淡淡地补充说，“他就是1919年世界棒球大赛舞弊案[56]的幕后黑手。”
“世界棒球大赛舞弊案？”我喃喃地说。
这简直让我瞠目结舌。我当然记得1919年的世界棒球大赛舞弊案，但我总以为那桩丑闻是自动发生的，是许多因素发生连锁反应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从来没想到居然有人能够单枪匹马地愚弄五千万球迷——而且就像小偷专注地撬开保险箱那么简单。
“他怎么会做那样的事呢？”我沉默半晌问。
“他只是发现有机可乘而已。”
“他怎么没坐牢呢？”
“他们抓不到他的把柄啊，老兄。他是个聪明人。”
我执意付了账单。服务员把零钱拿给我时，我看见布坎南隔着许多人，坐在餐厅的另一边。
“请稍等我片刻，”我说，“我得去跟人打个招呼。”
汤姆看到我们立刻跳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们面前。
“你到哪里去了？”他热情地问，“黛熙很生气，因为你没打电话给我们。”
“这位是盖茨比先生，布坎南先生。”
他们草草地握了手，一阵紧张、不自然的尴尬神色掠过盖茨比的脸。
“你最近到底怎么样啊？”汤姆追问我说，“你怎么会大老远地跑来这里吃饭？”
“我跟盖茨比先生约好在这里吃午饭。”
我回头去看盖茨比，但他已经不见踪影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某天……
（那天下午，在广场酒店[57]茶厅里的高背椅上，乔丹·贝克正襟危坐，向我娓娓道来）
……我要去某个地方，于是便出了门，有时在人行道上走，有时在草地上走。我更喜欢走在草地上，因为我穿的鞋是英国来的，圆圆的橡胶鞋跟踩在软软的草地上很舒服。当时我还穿着一条新的格子裙，每当我的裙子随风飘扬，路边所有人家门前红白蓝三色国旗就会挺得笔直，发出“啧……啧……啧”的声音，好像很不以为然。
最大的国旗和最大的草坪属于黛熙·费伊家。她那年只有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路易斯维尔最最受欢迎的少女。她喜欢穿白色的衣服，开的跑车也是白色的，家里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泰勒军营[58]那些兴奋的年轻军官纷纷打电话给她，想要得到独占她整个夜晚的特权。“哪怕一个小时也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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