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会比我还清楚。”玛利亚说，“不，不会比我还清楚。”
“不说这些事了。”皮拉尔说，“没好处。我们说到哪了？”
“说到两排人都醉了。”罗伯特·乔丹说，“接着说吧。”
“要说醉也不是，”皮拉尔说，“因为他们离醉还远着呢。只是那时候心态已经变了，吉列尔莫先生走出来，站得笔直，他是个近视眼，上了年纪，中等个儿，穿着件衬衫，有领圈扣，但没装领子，他站在那里，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看着前方，只是没戴眼镜，也看不了多远。他沉着地往前走，走得很稳，样子看着让人可怜。可队伍里还是有人嚷嚷起来：‘嘿，吉列尔莫先生。到这里来，吉列尔莫先生。这边。我们在这里，都拿着你家的东西呢。’
“他们拿福斯蒂诺逗乐逗得太高兴，已经看不出，吉列尔莫先生是不一样的，就算吉列尔莫先生要被杀，起码也该死得痛痛快快，死得有尊严。
“‘吉列尔莫先生，’另一个喊道，‘要我们到府上把你的眼镜拿来吗？’
“吉列尔莫家称不上府上，他没什么钱，会当法西斯也只是跟风，想安安稳稳守着他那个小木头工具店。他会当法西斯，还因为他老婆，他老婆信那个，他也就跟着信了，因为他爱她。他住在一个公寓里，跟广场就隔着三栋房子。当他站在那里，用他的近视眼望着人墙，那两排他知道他不得不走进去的人墙，在他的公寓阳台上，一个女人尖叫起来。那是他的妻子，从阳台上能看到他。
“‘吉列尔莫，’她哭道，‘吉列尔莫。等我，我跟你一起。’
“吉列尔莫先生朝着声音来的方向转过头去。
“他看不到她。想说什么，也说不出来。就只冲着那女人哭喊的方向挥了挥手，朝人墙中间走去。
“‘吉列尔莫！’她哭喊着，‘吉列尔莫！噢，吉列尔莫！’她抓着阳台栏杆，一直挥手。‘吉列尔莫！’
“吉列尔莫先生又朝着那声音挥挥手，走进了两排人墙中间，他的头昂着，要不看脸色，你根本不会知道，他有什么感觉。
“队伍里一些醉汉捏着嗓子喊：‘吉列尔莫！’模仿他妻子撕心裂肺地尖叫，吉列尔莫先生一下子冲过去，他看不见，眼泪也滑下脸颊，那人狠狠地用连枷当头打了他一下，吉列尔莫先生被打得坐到地上，就那么坐着哭，但不是因为害怕，那些醉汉打他时，一个醉汉跳到他身上，骑在他肩膀上，用瓶子打他。
“那之后，很多人都退出了人墙，他们的位置空出来，填进去的，是之前围在镇公所窗外起哄说下流话的醉汉。
“至于我自己，巴勃罗开枪杀国民警卫军那时候就够受刺激的了。”皮拉尔说，“那是很糟糕的事，可我也觉得必须那么做，只能那样，至少，那不残忍，只是拿命，就像我们这些年来都知道的，那是坏事，可也是必须做的事，只要我们还想赢，还想保住共和国。
“刚围好广场、排好人墙时，我很佩服，也能明白巴勃罗的想法，虽然，要我说这多少有点儿异想天开，但只要是该做的事，就该做得堂堂正正，不能让人讨厌，必须这样。当然，如果这些法西斯分子要被大家处死，人人都参与总是好的，我还希望能尽量多分担一点儿罪过，就像希望能在拿下村子以后多分一点儿好处一样。可经过了吉列尔莫先生的事，我生出一种羞耻、厌恶的感觉，醉汉和废物二流子进了人墙，有人离开队伍来抗议吉列尔莫先生的遭遇，我也希望自己跟这两排人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走开了，穿过广场，找了张大树下的长凳坐下。
“两个农民从队伍里走出来，一路说着话，其中一个大声对我说：‘你怎么啦，皮拉尔？’
“‘没事，伙计。’我对他说。
“‘有事。’他说，‘说吧，怎么啦。’
“‘我有点儿恶心。’我对他说。
“‘我们也是。’他说。他们俩都在长凳上坐下，其中一个把手里的酒囊递给我。
“‘漱漱口。’他说。另一个接着他们先前的谈话说：‘最糟的是，这会带来厄运。没人能跟我说，像这样杀死吉列尔莫先生不会带来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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