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在去珠峰大本营参观的路上发现了绒布寺。
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庙宇。
男性僧侣住在庙里，女性住在寺庙外。
她们的房间，一半在地面上，一半在地下，几位在家的尼姑，裹着绛红色的僧裙，从地窝子里探出身来，朝我微笑，招待我休息。一位叫卓玛的，拿出半包僵硬结块的奶粉，泡了一杯，递给我喝。我接过滚烫的饮料，环顾四周，感受到什么叫“家徒四壁”：除了最基本的卧具，几乎没有财产，这半袋奶粉，就是她们拥有的奢侈品。
至今我仍记得自己对这清苦的石坡生活的错愕。
以至于说起“女修行人”，首先出现在我脑海的，就是绒布寺的这排地窝子。
重访绒布寺，是我的心愿。
2014年，我再次来到日喀则，从这里找车去绒布寺，想去看看她们现在过得怎么样，是不是还在继续着那样的生活。
在日喀则，我很偶然地在路边看见一家新华书店，在这里找到了《藏边人家》，这本书由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在1976年写成。在书里，她把绒布寺所处的地理环境，和这座寺庙的来由，写得清清楚楚：
沙砾被席卷定日的狂风吹起，像子弹一样打向定日居民。他们低矮的住房、粗糙的衣服和乐天精神都是适应这样的环境而形成的。当我们见到那些建在悬崖上的隐居者的石室和牧民们凄凉的棚屋时，会觉得这些人是不主张任何舒适的。在这样高的地方当然很冷，严寒使风和干燥造成的艰苦环境变得更为恶劣。平坝上最低的地方海拔一万三千英尺，定日周围的群山就从这样的高度一直升到埃菲尔士峰那样高。
札绒寺（即绒布寺）建于1902年，坐落在定日边缘一个和其他地方相隔离的乱石坡上，珠穆朗玛峰的绒布冰川在寺旁闪着幽光。不知从何时开始，这里出现了一些紧挨在一起的供人静修的小屋，它们最初由一些尼姑们占据着。对于决心清除一切欲望的苦行者来说，这里提供了最严酷的环境，是个理想的修行场所。
根据阿吉兹的考证，最先来到这里修行的是女修行者，而到了1902年，阿旺丹增诺布喇嘛把这里改造成了一所由男性主导的寺庙，他的徒弟有男有女，男性住在寺庙里，女性住在寺院的北墙外，住处被分别称为“贡巴”和“阿尼贡巴”。
几支早期的珠峰探险队曾经路过绒布寺，其中一位名叫布鲁斯的英国少校，他为绒布寺拍摄的照片，是这座寺庙辉煌时代的留影。遗憾的是，因为尼姑的住处稍远，她们生活的地方没有被布鲁斯的相机摄入。同时期一位画家，曾为多达五百人在此修行的绒布寺留下画作，里面也没有画尼姑的住处，原因是尼姑们住在北墙外，而画作的主题是“绒布主寺”。
这一切和我在2007年看见的一样，尼姑们住在绒布寺的主体范围之外，从1902年开始就这样。
我在日喀则的登巴青年旅馆找到去珠峰的便车。他们是一个临时拼凑的旅行队伍，车上还空一个位置，司机急于卖掉。我的条件很简单，到绒布寺以后，分开行动，下山再捎上我，一起回日喀则。
凌晨4点，我跟随这个队伍，出发前往珠峰大本营。过了边检站、梅木村、雪豹客栈，公路就此结束。
越野车从一片宽阔的砾石河谷中平蹚过去，拐过村庄，进入连绵的山道。这就是去珠峰大本营必经的搓板路了。许多人认为，它比川藏线、滇藏线的任何一段都更烂。我基本同意。
下午一点半，受难终于到了尽头，我往嘴里塞了一块巧克力，增加热量。又拿出羊毛帽子、羊绒围巾，把头脸裹个严实。等车子开过绒布寺，我背着包下车，和同伴就此暂别。
绒布寺开始卖门票了，二十五元一张。
卖票的是寺管会主任，告诉我，本寺定编僧尼总数为三十五名，现有僧侣十三人，尼姑十四人，其中享受农村低保的，有十七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已经达到百分之百。每年农历六月十五到七月十五，尼姑回自己屋里念经，是为了不踩踏生灵。平时同殿念经，隔开一条马路生活。
我问他，为什么按农历，不按藏历。他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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