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个是吴琼。这场旅行是因她带我做了一次瑜伽而起，我想，无论如何要再见她一次。
吴琼比上次见时瘦了，头发染成浅白金色。她吃素我吃肉。我问她最近做什么，她说什么都不做，不带瑜伽，不带静心，不做个案，也不看书，“做的事情越少越好，最好是什么都不做。”
听她这么说，我想到旅途中的一段经历，似乎可以与此对应，就说起在茅山乾元观擦台阶的事。
我说，年轻时候喜欢向外踏出脚步，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和占有欲，用旅行和其他方式表达出来，是人生中踩脚印的阶段。而现在，我希望自己写的旅行故事让人看见这么做的另一个面向：往外踏出的脚印，自己要记得去收。
吴琼大声地笑，她总是笑得无拘无束。她说：“是这个道理。”
午饭很快就结束了，许多在附近工作的上班族在外面等位置。我们拿好羽绒服，各种零碎东西，绕过杯盘狼藉，往外走。
就在桌边到楼梯口的那两三步，我突然想起来还有话要说。
“如果说这次旅行有什么收获，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找到了我的‘问题’。以前心里很多问题，我以为是我的问题，其实都是书上看来的，或者是其他人的，像是生命啊，生死啊。这次我有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老是丢东西。”
“哈哈。那是责任啊。学习责任。很好。”她咯咯笑着，说道。
听闻此言，内心如遭一击。
多少年的逃避，被说中了，一脚差点踩空。
在北京见的第二个人是张彦，他是美国人，《纽约时报》记者，2001年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因为读了他那篇《道的复兴》，我去了乾元观，后来我在Facebook联系上张彦，说起自己寻找女修行者的旅行。
这天我们在咖啡馆见面。下午三四点钟，阳光一点走开的意思都没有，我试图合拢窗帘，但房间黑乎乎的，于是又打开，我缩在其中一片窗帘布后面，晒得满脸通红。
张彦走进来，脱掉羽绒服，说走得好热。他里面穿的是一件领口磨破了好几处的深蓝色圆领毛衣，要了一杯咖啡，坐下。
我结结巴巴地说起对他的感谢。
如果不是那篇文章，我就不会去见尹信慧道长。同时也感谢那篇文章本身，让我感觉到安静和美好。说完这一段，我开始恢复正常语速，向他询问起一些让我好奇的事。
我：我听尹道长说，有一些对道教有兴趣的、在华生活的外国人，组成了一个关于道教的协会，或者小团体之类的。我对这个很好奇。
张彦：是一个在上海的美国商人，他开了一个慈善机构，叫“古观社”。这个机构的目的是帮助恢复道教的庙。他自己也捐了钱，好像不少。（20世纪）90年代我和他认识，我们两个都对道教很有兴趣，觉得它好像在中国的力量很薄弱……所以支持他们恢复一下。我经常跑来跑去，他说你可以帮我找找道教的庙。就是这样。
我：旅行中认识一些人，他们认为，道教的营销做得比较弱。
张彦：道教从历史上就是这样。虽然它是中国唯一一个本土的宗教，但是这方面还是和佛教比不了。也可能和历史上一些原因有关系吧。比如清代，满族人他们接受藏传佛教，支持佛教，却不是特别支持道教。如果你是清朝时候一个当官的人，你信佛教大概没有问题，你信道教，可能有点麻烦。所以道教越来越变成一个民间的宗教。
我：您是说，从民国甚至是从清朝开始，道教就面临知识界对它的支持和接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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