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现代化。其实很多国家的宗教都面临现代化的问题。西方的国家也有宗教，但西方大部分传统宗教都是非常清楚的，比如，你每个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然后你回家。可是在中国并不是这样，没有那么清楚。比如村子里，没有人说我是信佛教和道教的——在中国，只有住在庙里的人，会很清楚地说，我是佛教徒，我是道教徒，老百姓没有这么说的。他只会说，我在某某村，有个某某庙，我信这个，我去拜。在这样的中国式的过程里，从19世纪开始，宗教变成一个和迷信挂钩的词语。其实“迷信”这个词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中国以前没有这个词。日本又是从德国引入这个词的。所以最近一百年，很多道教的东西变成迷信，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比如变成中医的一部分，或是变成什么传统的医疗方式，进入到中医学院里——它们和道教切割了，变成一个“假科学”方面的东西。
谈到这里，服务员送来一碟芝士蛋糕。我为了掩饰紧张，拿起叉子，吃着蛋糕。张彦没动叉子，说起他正在写的一本书，是关于中国的。他说：“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但还在做博士论文，主题是茅山的恢复和重建，以及它的历史。”
我：你能再说说对尹信慧道长的印象吗？
张彦：她是坤道，我是男士，很难进入她们居住的地方。她来上海做早课的时候，我看过，但是深入日常，比较难。她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是重修了乾元观，那地方是森林里面，你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她在这二十年里恢复起来的。而且她做法事做得很好，很多人信她做的法事，所以一直有人捐钱。但她大概不是那种打坐四个小时，一心练内丹的人。她自己有一次，用很开放的态度，对我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楼，但是是空的，所以我们要做图书馆，要培养更多道教的人才。她办的体道班，我也参加过。所以她自己也知道，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把这些楼先恢复起来，然后是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政府要她收门票。可能这个问题很多佛教寺庙也会遇到。金坛那边修了一个二十多米高的老子像，但是尹道长不是这种，所以很多人觉得她的道观气氛很好。
我：你对道教的兴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彦：真正对道教有兴趣，可能是二十年前。也许再早一点儿，大学的时候，也接触了一些，《道德经》什么的。但是当时看不懂。这什么意思啊。这二十年，跟着上海的这个朋友，真的开始接触道教。道教真的很有意思，但也是很复杂的一个宗教。经常有人说，有“道家”和“道教”，是不同的，但我觉得，道本身，是分不开的。
我：道教修炼讲究天地灵气，有没有人去国外寻找名山呢？你听说过吗？
张彦：我认识一个修内丹的专家，他说北极非常重要，他们去挪威的最北边，然后坐船，去更北的地方修炼。对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想写的是怎样的书。
我：就是普通的游记，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没法写成宏观观察，也不能给人很深刻的东西。也许只是一些有意思的，比如走不动，不想走了。我只能写我能够写出来的东西。
张彦：很好，非常好。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美国人，是个翻译家，他的中文名字是……我想不起来……红色的，赤，松树的松，赤松。他翻译了中国古代很多诗人的作品，也写了三本自己在中国旅游的书，其中一本卖得非常好，《空谷幽兰》。
我：你说的是比尔·波特。
张彦：哦哦，他用这个名字呀。是他。
我：我的这次旅行，和比尔·波特的书有很大关系。他写的都是男人的事情，我就想，为什么没有人为女人写这样的一本书。
（张彦大笑）。
我：但主要还是因为我结婚了。我从来没有结过婚，没有当妻子的经验。我有点害怕，所以决定出去旅行。我想让自己内心的东西增长一点儿，跟上外部环境的变化。
张彦继续大笑，说：你把结婚想得太复杂了。
北京这一天的太阳还没下山，张彦有事先走。我在咖啡馆里坐了十来分钟，喊服务生，买单。服务生说，刚才那位先生已经付过钱了。
我喜欢和我喜欢的人吃饭，也喜欢我喜欢的人请我吃饭。
我和吴琼，还有张彦的会面，都是伴随着食物而进行的。就像这一路上，我和那么多人，吃过那么多次早饭、中饭、晚饭。
也许有一天，我年纪大了，不能记得旅程的细节。但我一定会记得，在厦门我喝过菠萝味道的啤酒，在普寿寺的千僧宴上吃过美味的炸香菇，在常州接受过沈向阳的招待，在南雁**山吃过此生最清淡的煮面条，在崆峒山和老太太分享过一块白面饼，在绒布寺喝过别人递给我的奶茶，在虎跳峡和陌生的情侣分享了一锅土鸡汤，在北京张彦请我喝了咖啡，吃了蛋糕。
我允许你在我的生命里存在。
就像，你允许我在你的生命里存在。
对我而言，旅程至此，终于结束。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见到了自己想见的人，曾经没能实现的话已经实现，应该感谢的人，已经感谢。
于是乘坐高铁，返回上海。一路上，暮霭茫茫，非常美妙。
树林挺立在平原上。模糊的远山，绿色的作物，笔直的田垄，褐色的泥土。秸秆燃烧的烟雾从田间腾空而起，窜进密闭的车厢。十一月中国北方的大地。
像是得到了某种许可似的，回到家中，我就埋头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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