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巴拿马不远的阿斯宾瓦尔，有一天，灯塔看守突然不知去向了。由于他是在暴风雨期间失踪的，人们便认为，这个不幸的人可能是在灯塔所在的石头岛边上行走时，被一个大浪卷入海里了。等到第二天，他那只系在凹湾里的小船也不见了，这种猜测就更加合情合理了。这样一来，灯塔看守的位置就空了出来，必须立即找人补上，因为这座灯塔，无论是对于当地的交通，还是对从纽约开往巴拿马的轮船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蚊蚋湾里到处是浅滩和礁石。即使是白天，要在这些滩石中间航行，也很艰难，而在夜里，由于白天热带的烈日烤热了海水，到了晚上便蒸发成浓密的水雾，航行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时候，灯塔的光亮便成了那些船只的唯一向导。寻找新灯塔看守的重任便落在美国驻巴拿马领事的身上了。不过，这可是一件棘手的事情：首先，他必须在十二个小时之内找到这样一个接任的人；其次，这个接任的人必须是个非常忠于职守的人，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录用的；最后，根本没有人前来应聘。灯塔上的生活是极其艰苦而又乏味的，它对于那些喜欢玩乐和酷爱自由流浪生活的南方人来说，是毫无吸引力的。灯塔看守几乎像个囚犯，除了星期天，他一步也不能离开这个孤寂的岩石嶙峋的小岛。每天有一只从阿斯宾瓦尔来的小船，给他送来食品和淡水，东西一放完就立即离开了。在这个方圆不过一莫尔格[1]大的荒岛上，就再也见不到第二个人了。灯塔看守就住在灯塔里，必须按照规定来管理它：白天根据晴雨表的指示，悬挂各种颜色的旗子来报道天气，傍晚把灯点亮。每天，必须爬上四百多级又高又陡的环形阶梯，才能到达塔顶上的灯旁。有时，一天得上来下去好几次，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种工作也就不算什么繁重的了。一般说来，这是一种修道院式的生活，甚至还不如修道院，而是一种隐居苦修的生活。因此，这位伊沙克·法康布里奇领事因为找不到这样一个能长期工作的继任人而焦急万分，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就在同一天，出乎意料地竟有一个人前来应聘，这位领事的欣喜劲儿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一位老人，有七十多岁，但是身体矫健，腰板硬朗，举止风度都像一个军人。他的头发全白了，肤色黝黑得有如一个克里奥尔人（克里奥尔人是南美混血人种），但是一看他那双蓝眼睛就知道他绝不会是个南美人。他的神情显得忧郁和悲戚，但却诚实正直。法康布里奇先生看第一眼就很满意，现在只要询问他一下就可以了。于是就有了下面这番谈话：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是波兰人！”
“你以前干过些什么工作？”
“我一直在到处流浪。”
“灯塔看守可是要待在一个地方的。”
“我现在需要的正是休息！”
“你从前曾在什么地方服务过？有没有官方的证明文件？”
老人从怀里拿出一块已经褪色的绸布，像是从一面旗子上撕下来的一角，他把它打了开来，说道：
“这就是证明：这个十字勋章是在1830年（指1830年华沙起义，证明他参加了这次起义）得到的；这第二枚西班牙勋章，是在卡罗斯战争（指1834年堂·卡罗斯和其侄女争夺王位的战争）中获得的；第三枚是法国勋章；第四枚是在匈牙利（指匈牙利1848年的革命）得到的。后来我在美国参加了反对南方的作战，不过这一次没有发给勋章，只有这一张证书。”
法康布里奇拿起了这张证书，开始读了起来。
“噢，斯卡文斯基？这是你的姓名吗？嗯……在拼刺刀的进攻中亲手缴获了两面军旗……你真是个勇敢的战士！”
“我也会成为一个忠于职守的灯塔看守的。”
“每天得好几次爬上塔顶去，你的腿能受得住吗？”
“我是步行穿过大草原的。”
“太好了！你曾在海上工作过吗？”
“我曾在一条捕鲸船上工作了三年。”
“你好像干过不少的工作？”
“我一生没有经历过的就只有平静的生活了。”
“为什么？”
老人耸了耸肩膀，说道：
“命运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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