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施玛利阿的创新之处指给我的父亲兼老师——一位记性好的谦谦君子——看了，还给另几位学者看了。他们考虑再三之后说：“施玛利阿拉比的注释很好，与前人有精微差别，其见解值得一提。”我为这样一个努力研读律法而其言论尚未被发现有足够援引价值的智者感到难过。我想将其学说从湮没中拯救出来。我生出出版一本书之念，但又自言自语，那样会有何益处？只是意味着另一捆著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充其量是在一个堆满古旧书屋的地方结束。
几乎就在那时，我在《观察家报》上看到了有关耶路撒冷金兹·约瑟夫图书馆（称作犹太民族和大学图书馆）的情况。报上登了则消息，要求出版商及作家等把图书送到图书馆。在我看来，全世界似乎都读了这则消息，世界各地之人纷纷把书送到耶路撒冷。我想，人们都对耶路撒冷有所贡献，而布克扎克兹却没贡献什么，所以就让我把施玛利阿拉比的书送到耶路撒冷去吧。
找不到送书人，我自己也没足够的钱通过邮局寄送。父亲偶尔给我的一点点钱被花在我认为该花的地方，诸如捐献给犹太民族基金会，缴纳复国主义团体的会员费，捐助给无名无姓的穷人；或偶尔买上一本新书。怎么办呢？我学律法时，得早早地起来，晚上才离开书房，母亲习惯于每星期一给我两个十字币[77]，所以肚子饿时，就可以买上一块饼干或是一片水果。我自言自语，母亲为儿子学习所做的事我将做给施玛利阿拉比。于是我对母亲说：“我读到一个很难的段落，不回家吃午饭了。”母亲为此很难过，同时又因律法又一次让我感到亲近而欣喜。那时，我对律法的兴趣已经消减，而痴迷于这本连上帝都不屑一顾的小书。但是为把此书送到耶路撒冷，我把律法当成借口。母亲便从家用中拿钱给我。于是在那一天以及以后的一些日子里，我没买饼干和水果，而是一便士一便士地攒在一起，直到足以把书寄送到耶路撒冷。
我到镇上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开的小店中买下结实的纸和崭新的绳子，并未告诉他买绳子和纸是为了何用，免得他会以为我要砍价。上帝晓得他开店不是为了施舍。
买过绳和纸后，我回到家里，拿着手稿，仔细地看了一两遍，把手稿包进纸里，用绳系好。接着，坐在那儿写下金兹·约瑟夫图书馆馆长的名字和目的地耶路撒冷。这一次我不但写了耶路撒冷一词，还加上国家名，是巴勒斯坦而不是以色列，以纪念圣殿被毁。
我检查了一下包裹，发现它可以寄出去了，就拎上包裹来到邮局。
有时，做有些事是出于喜欢，但却并不急于将其完成。我对施玛利阿拉比一书便是这样。我像个小孩儿一样紧紧拿着纸风筝；尽管风筝是为了让它在空中飞翔，但孩子却抓住它不让它离手。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它停在他手里，它就属于他，但若是让它飞走了，它就会在天空中远远地消失，而他便两手空空。我知道我弄这个包裹是想把它寄到耶路撒冷去，可只要包裹在我手中，我便同耶路撒冷有联系。一旦撒手，它会去耶路撒冷，而我却待在布克扎克兹，但双腿还是把我带进了邮局。
我走进邮局后，站在一群供布克扎克兹商人差遣、把货物寄往世界各地的听差仆童中，尽管整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准备寄东西到耶路撒冷，但我不慌不忙，站在那里，直到人们全都走光，我还是站在原地不动。
职员看到我说：“你带什么来了？”
我站在那里举了举包裹。他点头示意要我过去，我走了过去。
他拿起包裹，友好地看着我，因为耶路撒冷依旧与每个人的心灵靠得很近，即使他是个小职员。他甚至多给了一张写着耶路撒冷字样的收据。
从邮局回到家里后，我重新开始做以前做过的事，如复国主义者该做的事，做点那时依然依靠父母的犹太孩子们应该做的事。除此之外，写有关锡安山和耶路撒冷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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