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宣读完毕，一些旁听者和两三名律师离开了审判大厅，书记官已经通知另一宗诉讼案件开庭。走出去的那些人对克兰科比尔的案子没有一点想法，他们已经失去了兴趣，也就懒得去想它了。唯独偶然来到法院旁听的铜版画雕刻家让·雷米特先生还在思考刚才耳闻目睹的一切。
他把手臂搭在约瑟夫·奥巴雷律师的肩膀上，对他说：
“我们应该颂扬布利希庭长的，是他懂得防止内心产生那种徒劳无益的好奇心，懂得对那种一切都想弄个水落石出的知识分子的骄傲自大保持警惕。假如法官把警察马特拉和大卫·马蒂厄医生的互相矛盾的证词加以比较，他就会走上一条只能是布满疑团、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按照批评的原则去审察事情的方法是跟良好的审判制度水火不容的。如果法官冒失地遵循这种方法，他的判决就会取决于通常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洞察力和人性的冥顽不化的弱点。那又有什么权威性可言呢？我们不可否认历史的方法是不可能把他所需要的确实可靠性提供给他的。回忆一下沃尔特·雷利[36]的经历就足以让我们明白。
“沃尔特·雷利被囚禁在伦敦塔中，一日，他像往常一样撰写《世界史》的第二部分，窗下传来一阵吵架声。他跑到窗边看这些人争吵，之后继续投入工作，心想他已经把窗外发生的事观察得一清二楚了。但第二天，他把这一件事讲给他的一位朋友听，那位朋友当时就在现场，甚至还参加了当时的争吵，可沃尔特·雷利所说的每一点都与这位朋友的所见所闻大相径庭。他左思右想，发生在眼皮子底下的事情都会弄错，要搞清楚遥远的年代所发生的事件的真相那就更加困难了，于是他把那本历史书手稿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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