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个时候，蒙马特大街上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塞车现象。出租马车、平板马车、搬家马车、公共马车、四轮大车一辆接一辆地挤成了一堆，仿佛被牢牢地粘连、接合在了一起。从他们微微震颤的静止不动中响起了咒骂声和叫喊声。出租马车的车夫们跟肉铺的伙计们在相隔甚远的地方颇具英雄气概地对骂着，公共马车的司机认为克兰科比尔是造成交通阻塞的罪魁祸首，骂他“臭韭葱”。
这时，人行道上聚集了许多好奇的人，正专心致志地听他们争吵。警察看到自己引人注目了，一门心思只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威。
“很好！”他说道。
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污秽不堪的小本子和一截短得不能再短的铅笔。
克兰科比尔打定了主意，准备服从内心的一股力量。况且，此时此刻他已经不能往前走或往后退。他的小推车的轮子不幸被一辆牛奶车的轮子给绊住了。
他扯着鸭舌帽下的头发，大喊大叫起来：
“我已经跟您说过我在等我的菜钱！真是糟糕！真是倒霉透顶！真他妈的该死！”
这些话里流露出来的绝望远远超过反抗，64号警察却认定自己遭到了侮辱。在他看来，所有的辱骂必须具有“母牛去死”[34]这一传统的、固定的、约定俗成的、典礼仪式甚至可以说是礼拜仪式般的格式。在这个格式下面，他出于本能把这名轻罪犯人的话收进耳朵里，使它们在耳朵里凝固。
“啊！你骂我‘母牛去死’，很好。跟我来。”
陷入极度惊愕和困惑中的克兰科比尔，用他那双被阳光晒黑的大眼睛望着64号警察，双臂交叉地放在蓝布罩衫上，颤抖、微弱的声音一会儿从他的头顶钻出来，一会儿又从他的脚后跟冒出来：
“我说过‘母牛去死’？我吗？……噢！”
商店里的店员和小男孩们看见要拘捕人了，个个开怀大笑。这件事满足了所有喜好下流和暴力场面的民众的口味。不过有一位身着黑礼服、头戴大礼帽、神色忧郁的老人从围成一圈的人群中挤了过去，走到警察旁边，压低嗓音、心平气和而又斩钉截铁地对他说：
“您误会了。这个人没有骂您。”
“别管闲事，这事与您无关。”警察回答他时，并没有大声恫吓，因为他在跟一个衣冠整洁的人说话。
老人固执己见，显得冷静而又顽强。警察命令他到警察分局局长那里去解释。
与此同时，克兰科比尔直叫嚷：
“我竟然说过‘母牛’？噢！……”
正当他说着这些显示吃惊的话时，鞋店老板娘巴亚尔太太手里抓着十四个苏，来到他跟前。但64号警察已经揪住了他的衣领。巴亚尔太太心想，一个被带往警察局的人的钱是不必还的，便把十四个苏收进自己的围裙口袋里了。
克兰科比尔眼见自己的小推车被扣押、被送进待领场，自由已失去，脚底下是万丈深渊，太阳没有了光泽，他嘟囔道：
“简直是……”
在警察分局局长面前，那位老人声称，由于交通阻塞，他滞留在马路上，是这件事的目击证人，他可以肯定这名警察没有被辱骂，是他自己误会了。老人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大卫·马蒂厄医生，昂布罗瓦兹-巴雷医院的主任医师，四级荣誉勋位勋章获得者。要是在别的时间，有他这样的证词足以让分局局长查明事情的真相。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法国，学者贤人是没人相信的。
克兰科比尔被拘捕之事已经获得批准，他在拘留室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被囚车送到了拘留所。
在他看来，这种坐牢既不痛苦，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他觉得在里面待一待也是有必要的。走进监狱时最让他吃惊的是墙壁和方砖地板的洁净。他说道：
“要说什么地方干净，这便是个干净的地方。千真万确！趴在地上吃饭都可以。”
他被单独留在那里，想把里面的木凳拖出来坐一下，但他发现木凳是固定在墙上的。他不胜惊奇地大声说道：
“多么奇怪的主意啊！这种事情我想不出来，肯定想不出。”
他坐定后，转动着拇指，依然吃惊不已。寂静和孤独一齐向他袭来。他感到心烦，焦虑不安地想着他那辆被扣押在待领场里的手推车，车上还满装着卷心菜、胡萝卜、芹菜、野苣和蒲公英。他惶惶不安地问自己：
“他们会把我的车子塞到什么地方去呀？”
第三天，他的律师勒梅尔先生来见他，这名律师是巴黎律师协会最年轻的成员中的一个，是“法兰西爱国联盟”一个分会的会长。
克兰科比尔试着把他的遭遇讲给他的律师听，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不善言辞。也许只要给他一点点帮助，他就能表达清楚。但他的律师对他所讲的一切都摇头不信，只是翻着文件低声说：
“嗯！嗯！这一切在我的卷宗里都看不到……”
然后，他带着一丝倦怠，捻着金色的胡子说：
“为了您的切身利益，您最好还是招认了事。以我之见，我认为您矢口否认的方式显得出奇的愚蠢。”
从那时起，克兰科比尔如果知道自己该坦白什么，他会全部招供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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