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秋天，父亲问了一个改变我一生的问题：“你愿意放弃这学期剩下的课程，和我一起去船上生活一段时间吗？”
当时我才8岁，但同我的父亲，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去探险这件事太有吸引力了，根本无法拒绝。不过，即使在那么小的年纪，我的思维也很有逻辑：“我想去，但学校要怎么办？我会留级吗？”
“学校的事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已经跟你们校长谈过了，他觉得你在海上会比在课堂上学到更多东西。”
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说服学校的，但他确实安排好了所有必要的事。几周后，我就在航班上了。父亲前来接机，然后把我带到新家——一艘32英尺长的玻璃纤维单桅帆船。在海上的第一天，父亲教给我航海的基本知识，还把舵柄交给我，叫我始终盯住罗盘。然后他晕晕忽忽地就在驾驶室睡着了。
在海上的生活唤醒了我心中的一种精神。我眼看着父亲从一个险境跌入另一个险境，却始终应对自如。帆船抛锚时，他会用牙咬着扳手跳进柴油机舱，把发动机重新启动。他还会修补破帆，修理船舵，用鱼竿装配新的舵柄。所有这一切，父亲都没接受过正式训练，但是每件事他好像都驾轻就熟。父亲是一个全才，对自己尝试的每件事都很在行，完全没有我在学习新技术或是应对突发事件时的那种本能恐惧。有一次，他让我把小艇靠岸去补给食物。就在我上岸时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我扑倒在地，已经准备好迎接最坏的情况。地震过去了，我浑身发抖地回到了船上，看到父亲正坐在吊**看书。他甚至都没留意到刚才的地震。
回到加利福尼亚州之后，我努力塑造一个独立的自我，父亲则继续在他人生的各个舞台之间游走。他是第一位沿洛杉矶的玛丽安德尔湾海滩建造高品位公寓的建筑师与开发商。在威尼斯，他将摇摇欲坠的建筑复原出昔日的辉煌，他设计的家装之后登上了各种时尚杂志。在我朋友们的父亲还在开客货两用车时，我的父亲已经在开保时捷了。有一次，《滚石》杂志还刊载了他早上在美国中部的阿斯彭滑雪、下午就在夏威夷的毛伊岛游泳的惊人之举。他所到之处都有朋友，从冲浪的伙伴到商业合伙人。
我却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差的人，时常焦虑怎么应对校园霸凌，还为交不到朋友而烦恼。看着父亲跟社会名流们开派对，享受生活中的点滴喜悦，我觉得父亲巨大的身影把我完全吞没了。我的危机感在申请大学时达到了顶点。父亲当时的女友是电影明星吉尔·圣约翰。一天晚餐时，我告诉她自己的梦想是进入耶鲁大学。“那很好，”她说，“我让好朋友亨利帮你写推荐信吧，他在那儿的人脉很广。”
这个亨利不是别人，正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不久后我们在酒店会面，这位世界著名的政治家看了我一眼，用带着德国口音的英语严肃地告诉我：“想进入耶鲁大学，要靠自己的能力。”不过交谈一番后他还是承诺会为我向耶鲁大学的校长写一封推荐信。此外，耶鲁大学传奇橄榄球教练卡门·科萨显然也从招生办公室知道了我的情况，认定我会是他未来的队员。有了这两位大人物的推荐，我觉得进入耶鲁大学势在必得。
然而，我并没有被录取。再多的人脉和特权也无法挽救我过低的考试成绩。
猛然间，我发现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有很多不足。对于我来说，像父亲那样游刃有余地处理事情太难了。我最终进入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然后是洛杉矶分校，都是名校，但危机感始终笼罩着我。即便获得成功，我脑中也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发问：这是我该待的地方吗？我真的够优秀吗？成功应当属于我吗？
对于文明人而言，危机感是让人十分痛苦的，是需要治疗的心理疾病。我们一直被教导：只要表现得自信并且假装自己很成功，就能自然而然地朝着成功迈进。就像一句古老格言说的那样：“一路假装成功，直到真正成功。”（Fakeittillyoumakeit.）比如在工作场合，应该穿戴得更有品位，走路时要昂首挺胸，说话要大声而坚定，永远不要怀疑自己。
然而，这些并不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危机感都是一种让我感觉羞于启齿的东西。然而一次又一次跳槽后，我突然意识到，自我怀疑并不是一种需要战胜甚至征服的性格弱点，我根本没必要刻意掩盖自信心的不足。迁居以色列的时候，我快满30岁了，可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半吊子。我好像从来没有信心满怀地把一件事情真正做好，总感觉人们会看穿我，揭发我欺世盗名的行径。直到有一天，我见到了爱尔兰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拉比戴维·罗森，我们两人在他堆满书的书房里聊天，他开玩笑地念叨着：“我觉得你有点被害妄想症啊，但这并不意味着别人不会真的干掉你。”
我早就忘了罗森当时为什么要那么说，但是那句话影响我至今。一方面我联想到自己的血统：纵观犹太人的历史，我们一直被迫害，遭流放，险些被赶尽杀绝。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生生不息延续了几千年。对我的许多祖先而言，持续的焦虑和被害妄想可能是一种求生本能。我还想到了整个人类的演化，想到了焦虑本身就是一种求生机制。战斗或逃跑的反应根植于人类大脑最深层、最古老的区域。当你遭遇威胁时，不论这威胁是一只正在蓄力的灰熊还是一个愤怒的老板，你的自主神经系统——大脑中调节心率、消化和其他基本生命活动的区域——会驱使身体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增加流向肌肉的血液，让你跑得更快或更有力地战斗。这种应激反应甚至会加速血液凝固功能，使你的伤口能更快地愈合。
我时常感受到的这种焦虑，正是身体在为抵御威胁做准备。我开始把危机感当成自己的强项而非短板，因为它使我对别人也许从未察觉到的威胁异常敏感。再说，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就意味着我一直在进步。所以，只要处理得当，危机感就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优势。
当然了，说一个人缺乏安全感怎么听也不像是一种赞美。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讲过奥斯汀·麦科德的故事，他是个像公牛一样朝目标持续前进的不懈型原始人。还有丹尼·列文，他是个自信地发出特立独行宣言的对立型原始人。“不懈”和“对立”听起来就像是天生具备领导力和控制力的人所拥有的特质。但危机感呢？听起来就不怎么让人敬畏了。
不过我可以说，几乎所有我共事过的成功人士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危机感。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但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危机感，还把这种感觉展示给全世界看。他们让危机感驱动自己，而非打败自己。想想几万年前的原始人吧，他们走出洞穴，在明亮的阳光下眨眨眼睛，除了知道自己的处境并不安全外什么都不知道。对我们现代人而言也是一样，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我们不但应该接受危机感，还要把它当作路标，抓住机遇，避免陷阱。
有危机感的原始人像了解自己的优点一样清楚自己的弱点。他们认为好运会转瞬即逝，因而选择终生与焦虑和多疑为伴。他们以疯狂的速度工作，因为知道人生短暂，能用来奋斗的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他们必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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