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我听同房间那个总喜欢搓着身体上的垢甲的血奴说，当天卖血的时候，很多人要求更换针头，致使卖血一度中断。后来，别的血霸手下的血奴也跟着他们学，也要求更换针头，让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很难堪。
此后，这家血站开始了一人一针，我感到很欣慰。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有了艾滋病，但是这样至少可以将这种可怕病菌的传播降到最低。
我几乎无时无刻地想着怎么逃走，也在心中制定了很多条方案，但不久又将这些方案一一放弃。我知道，没有知情人的帮助，我很难逃出去。而能够帮助我的最合适的人，就是长发了。
然而，长发会不会帮我？
我在厨房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给厨师当下手，剥葱剥蒜，劈柴端炭，日子过得很清闲。然而，天气一天天热起来，夏天快要到了，我也该走了。我要写稿赚钱，要打电话给家里，而这么长时间里，我已经与外界失去了所有联系。
经常来给厨房送菜的是那个三轮车夫，就是那晚接我来的那个三轮车夫，他性情憨厚，见人不说话先微笑，神情显得很谦卑。他一个人供养两个孩子读书，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而妻子几年前患病去世了。他每天很早起床，蹬着这辆破三轮车，到处揽活，每天晚上很晚才回家。即使这样，日子仍然过得捉襟见肘，他不得不也来卖血。现在，全国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没有了孩子的学费负担，没有了各种税费，他的日子应该很好过了吧。遗憾的是，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不知道三轮车夫的名字，每次都是喊他老哥，老哥是北方人对自己所尊敬人的通用称呼。
老哥一生受过很多苦，出生在官方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因为养不活他，被父母扔在了野外，后来又被一个过路人捡拾了，这个人又将老哥送给自己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亲戚，老哥就一直在这个亲戚家长大。所幸的是，老哥来到那个亲戚家的当年秋天，粮食就获得丰收，此后就再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
然而，接着文革就开始了，农民们兴修梯田，广种薄收，每天是没完没了的检举揭发，斗争批判，学习文件，国民经济和家庭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沿。老哥说，那时候的苦日子漫漫无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饱饭。农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吃饱饭。
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老哥说，那时候的农民干劲十足，当年每家每户都有了余粮，他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能够吃饱饭。然后，日子越来越好，家中盖了房子，孩子上了学……
和大多数农民一样，老哥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只想平安活着，只想孩子一天天长大，他很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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