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妹妹来到后，我把桌子放到了屋外的过道上，父亲睡在**，我和妹妹在地上铺张报纸，就睡在地板上。半年没有见，父亲瘦了很多，双颊塌陷，原来非常强壮的身体，现在瘦成了一把骨头，看着让人心疼。父亲那天晚上一直没有睡着，我也没有睡着，只有累了一天的妹妹睡得正香。我看着**瘦小的父亲，眼泪一直在流。父亲每隔一会就会翻身，长长地吐一口气，癌症病人都会非常疼痛，父亲害怕我担心他的身体，一直咬牙忍受着刺骨的疼痛，一声也不吭。
天亮后，我们走在通往医院的街道上，父亲一直用左手扳着右肩胛骨，腮帮子高高鼓起，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没事没事。”我明白，父亲一路都在咬牙忍受着钻心的疼痛。而右肩胛骨，正是病灶所在的地方。
10年过去了，我常常能够想到父亲痛苦地走在大街上的这个情景，每次想起来，就泪水盈眶。
来到医院，医生检查后，避过父亲对我说：“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医生还建议住院化疗，但是我知道，一切已经晚了。再说，化疗需要几万几十万，而我一个小记者，当时每月仅有一两千元的收入。
我和父亲、妹妹走出医院，来到了大街上一间照相馆里，此前，因为没有钱，我们从来没有照过全家福，现在，终于能够在一起照张照片，可还是不完整，母亲和弟弟都没有在。后来，全家没有再在一起照过相片，这让我终生遗憾。
从照相馆走出来，我带着父亲走进饭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说回家做饭，花这么多的钱干什么。我有些气愤地把父亲推进饭店，三个人吃了三碗炒面。父亲吃得很香，那是他今生唯一进饭馆吃饭的一次。
也就是在这家医院里，我第一次听说了“血奴”，见到了“血奴”。
那天，我陪着父亲在医院检查身体，医院里患者很多，我坐在一张长椅上，无意中听到了身边两个人的对话。他们在谈论自己的身体，说最近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很差，连一桶水也提不起，以前不是这样的。接着，他们说起了卖血的事情，他们一月要卖十几次血，卖血太多了，让身体垮了。听到这些对话，我感到很震惊，扭头看过去，看到他们两个都非常消瘦，脸色蜡黄。
我想起了几天前接到的一个线索，报料人在距离省城几百里之外的一个乡村，他说他们那里整村人都在卖血，很多人以此为生。还有人承包了长途汽车，拉着一车人去周围的省市去卖血。我把这条线索汇报给了老总，老总认为题材太过敏感，放弃了。
现在，想不到血奴居然就在我的身边。
我和他们攀谈，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尽管这个题材老总不让报道，但是我还想了解这一群人特殊的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这种特殊的“职业”让我诧异。然而，他们很敏感，防范心理很强，他们听到我的问话，便闭口不言，匆匆离去。
别说10年前，即使在现在，这个话题仍然是敏感的。几年后，有人看到赵本山的电影《叶落归根》，看到那里面血奴卖血的场景，仍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编剧导演凭空想象的。
血奴，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依靠卖血生活？这样做，是不是在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还是在那家医院里，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医托。
由于父亲患有这种疾病，我们徘徊在医院的走廊里，不知道该去哪一个科室。医院里没有癌症科室，也没有肿瘤科室。我先挂了内科的号，然后带着父亲去了医生办公室。我现在都能记得那名医生的长相，年龄在50多岁，戴着眼镜，皮肤白皙，看起来医术很高明。他劝我们去另外一家医院，说那家医院能够治愈骨肉瘤，而且收费比他工作的这家正规医院便宜。接着，他打电话叫来了一名女子，女子带着我们七拐八拐，来到了小巷尽头一间房屋里，房屋很小，靠墙的位置摆着一个书架，上面摆放着几瓶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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