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这个窨井被发现后，报社的摄影记者专门来到了窨井里，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通过摄影记者专用的渠道发送出来，立即引起了强烈轰动。那时候的网络还不发达，我的稿件仅仅在我们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也只传播在这座城市里，没有被网络转载。
那天面对着帮主，我很平静，一点也不恐惧。我看着他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倒觉得他很慈祥。我看不出他的年龄，但是他的脸上没有刀疤，他比老大对我的态度要好得多。他和蔼可亲，就像北方农村里那些冬天蹲在村口袖着双手晒太阳的老头一样。帮主的身边还有一个女人，我不知道她是谁，他们是什么关系？
帮主问我：“你识字？”
我答：“是的。”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在村子里当民办教师。”
“为什么会出来？”
“两年没有发工资，欠人一屁股烂账，不出来就会饿死。”我说。上世纪最后几年，正是教育最青黄不接的几年，教师叫苦连天，学生逃学打工。而民办教师处于社会最底层，每月几十元的工资也会一拖就是一年两年。
“老家在哪里？”帮主问。
这些话题此前我已经给老大说过一次，现在我开始紧张起来，担心说漏嘴，引起帮主和老大怀疑。如果他们有了疑心，动了杀机，在这个地下十几米深的洞穴里，我无处遁逃。我偷偷地向两边观看，看有什么趁手的家伙，万一冲突起来，我就操在手中，拼死一搏。
值得庆幸的是，帮主和我拉了几句家常后，就说：“以后就在我这里干。”
我没有听懂，疑惑地看着帮主蜡烛光下那把飘到胸前的胡子。老大解释说，以后给帮主打理帮中的大小事务，主要是财产分布。因为我识字，因为我会算账。
此后，我的职务得到提升。我从一名最下层的小乞丐，一跃成为组织里的“财政部长”，夜晚也能够睡在帮主的洞穴里。那么，以前的财政部长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也不敢问。
和帮主睡在洞穴里的，除了我和几个大哥外，还有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其实很年轻，模样也俊俏，就是有些神志不清，说话也黏黏糊糊。她没事的时候就在洞穴里走来走去，圆滚滚的屁股表情丰富，忽儿甩到左边，忽儿甩到右边。两个大奶子像两只兔子一样在胸前跳跃。她和帮主一样，有时候披条床单，有时候一丝不挂。
白天，洞穴里只有帮主和那个女人，别的人都要出去干活，我的活路还是乞讨。讨多讨少都无所谓了，没有人再凶神恶煞地管教。但是，我的行动照样受到限制。有一次，为了检验是否有人监视，我在黄昏“下班”后，故意朝公园相反的方向走，走出几十米，后面跟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人，突然冲到我面前说：“干什么去？”
“拉肚子，找厕所。”我轻描淡写地说。那个人是打手无疑。
我们经常在大街上见到乞丐，有的是一个人，有的是两个人搭伴，其实这些乞丐的后面都有人在监视，监视的人躲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会监视着乞丐的一举一动，也会监视到每一个走进乞丐的人。那一双躲藏在暗中的眼睛阴险毒辣，乞丐们都非常害怕。
几年后的一次，我跟踪一个残疾孩子乞讨。这些年来，我先后暗访过至少五次乞丐群落。那个残疾孩子每到夜晚九点左右，就有一辆面包车开过来，拉走孩子。我打的继续跟踪，一直跟着面包车来到了一个小区里。残疾孩子被抱上了一幢单元楼里。后来，我守候在这幢单元楼里，居然发现这里有好几个残疾孩子，每天被面包车接送乞讨，每个大人监视一个乞讨的残疾孩子，而他们的帮主，是一个腿脚残疾的中年男子。
接下来的事情更为恐怖，这个瘸子经常会带着手下人去乡下转悠，见到单独行走的孩子，或者残疾孩子和智障孩子，就拉上面包车，一直拉到城市里……做成他们乞讨的工具。
这个瘸子居住在小区里，平时就在小区的麻将馆里打打麻将，聊聊天，由于他特殊的身体结构，和那几个残疾孩子，所以，小区里做生意的人都认识他。上面的话就是小区里一个理发的老头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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