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在路边等候了很长时间，红灯才转为了绿灯。母亲抓着我的手臂，小心翼翼地迈动着脚步，惊慌不安地看着身边的汽车。母亲说：“这车咋就这么多？一个挨一个，一眼望不到头，就像蚂蚁一样。”
我说：“在城市生活，有房子有车子，就算成功了。”
回到我居住的城乡结合部的那个村庄的时候，母亲兴奋地说：“今儿个跟着我娃来了一趟大城市，坐了地铁，还坐了公共汽车，看了洋楼和这么多的小卧车，这一辈子妈没白活。”家乡人把小轿车叫小卧车，还有的人叫屎壳郎，它确实像屎壳郎一样又矮又小。
母亲还骄傲地说：“恐怕在咱整个乡镇，妈是第一个坐地铁的农民。”
我说：“可能是的，这地铁不是每个城市都有，现在也只在少数几个大城市才有。”
母亲神情严肃地说：“我娃在大城市给国家干事，就要好好干，把国家的事情一定要当回事，不要叫人家戳脊梁骨。”
我点点头。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会叮咛我“把国家的事好好干”。
弟弟说：“哥，你以后也在城市买房买车，做个城里人。”
我嘴上含糊答应着，其实我知道，要在大城市站稳脚跟，谈何容易。我居住在城乡结合部，这里的每个人都和我一样，都想在这座南方大都市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现在都还爬在梯子的第一个台阶上，不知道往上还有多少个台阶需要攀登。
我的居住环境很简陋，只有七八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就占据了所有空间。迟刀听说母亲和弟弟要来，他就搬到了私立学校去住，把他的房间让给了我。
报社听说母亲和弟弟从遥远的西北来到南方，就将三张演出门票给了我。母亲来到这里的第二天，一家美国交响乐团环球演出，来到了这座城市。
我记得那天晚上，坐在我身边观看交响乐演出的母亲，眼光一直在盯着台上那些高鼻深目的老外，面上带着惊异的神情，她悄悄地对我说：“这些人咋都长成这个样子？和咱的人一点也不一样。”
我说：“那是美国人。”
母亲问：“美国在哪里？比咱家还远？”
我说：“美国在地球那边，比咱家远多了。”
母亲感慨地说：“这些人也恓惶，跑这么远来给咱演出，让咱看。”
母亲和父亲一样，一觉得谁恓惶，就对谁产生了同情。母亲觉得这些漂洋过海的老外们很恓惶，日子肯定也过得不好，才给人演出，就像乡村里那些只有在红白喜事上才会演唱的戏子一样。母亲看着这些老外演出的时候，眼睛里就多了一种怜惜的神情。
那天晚上，给母亲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黑人。那个黑人体重足有300斤，身材像一个圆球，似乎一跌倒就会骨碌碌滚起来。母亲说：“这人咋这么黑，还这么胖。”母亲还说如果这个黑人生在我们村子里，都没人能够养得起。
演出结束的时候，很多人争抢着上前和老外合影。我带着母亲也走到了台下，让母亲更清晰地看这些她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老外。那个300斤重的黑人友好地给母亲打招呼，并伸出手来。母亲也下意识地伸出手去。黑人一握住母亲的手掌，就惊叫一声，赶紧放开。母亲的手掌全是老茧，一辈子被农具磨出的老茧，像砂纸一样粗糙；手指关节处的老茧开裂了，又像刀片一样锋利。
老外们都诧异地望着母亲，他们奇怪一个人的手掌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站在一边，心中充满了酸楚和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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