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我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大声说话，大口喝酒。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就大声唱歌；走路的时候，也脚步很响，咚咚咚地一步步把死亡赶到墙角，赶得它无路可逃。死亡是我的敌人，我先在气势上压倒了它，它还有什么可怕的？应该是它害怕我。
奇怪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好像下面没有异样的感觉了，而我居然体重增加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在书上查找到，有性病和艾滋病的人是不能献血的，这样的血液不健康。有一次，经过了一座城市的广场，我专门走上献血车，护士在化验后，就抽去了血液，并把她们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一个月后，我打电话过去，她们说我的血液完全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放下电话后，我一口气跑到了郊外，跪倒在山坡上，泪流满面，原来我就没有病。温暖的阳光，小鸟的呢喃，远处的山巅，身边的草地，甚至棱角分明的石头，忙忙碌碌的蚂蚁……这一切如此真切，又如此令我留恋。我深深地感觉到：活着，真好！
那时候，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揭穿这些黑医院的骗人把戏，一定要让每个人不再像我当初那样上当受骗，不再像我当初那样怀着极大的恐惧与子虚乌有的死亡搏斗。进了这些黑医院的每个人，要么花费一大笔钱，要么就带着极大的心理负担。这些黑医院坏透了，浑身流着肮脏的脓水，散发着恶臭，坏得身上找不到一块完好的地方。
在我以后做了记者后，我有机会采访这些开办医院的莆田人，就连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当时是依靠坑蒙拐骗起家的，“但是，我们现在合法经营，我们为国家创造税收利润。”
就像拍了三级片的那个著名演员一样，她认为她自己现在漂白了。
莆田人开办的民营医院经历了三个阶段。街头小诊所是第一阶段，挂靠公立医院是第二阶段，独立办院是第三阶段。
上面写到的那位不开医院开酒店的莆田人告诉我说，很多莆田人挂靠公立医院的时候，为了创造更高的利润，见谁说谁有性病，见谁说谁不孕症。我问：“为什么公立医院不管？公立医院难道就不害怕败坏了他们的名声？”
他说：“那时候的人们普遍对性病缺乏认识，以为治愈性病就需要上万元。再说，公立医院院长在性病科室入股，收入越多，分红越多，他对性病科室的乱收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实，公立医院院长在性病科室入的是干股，不投资，只分钱。就像一些地方的极少数煤炭官员在黑煤窑里入干股一样，不会投资一分钱，只提供信息，每逢上面来人检查，黑煤窑就会关停歇工，检查过后，继续开挖，这些官员就依靠出卖信息分钱。而公立医院的院长也是这样。
那些年里，性病开始出现，艾滋病也第一次出现在了铅字中，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患有这些人们意识里的“脏病”的患者，都感到无颜面对所有人，他们不敢去正规公立医院求诊，担心在那里遇到熟人，所以他们只能选择这些开在隐秘角落里的小诊所或者外地小医院的性病科室，所以，这些莆田人从来就不缺生意。
这些莆田人的生意也一直做得很成功。他们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他们的经营规模也在不断壮大，他们开始承包一些效益不好的医院，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丰硕的利润。而以前这些医院效益不好，一般都是因为开办的是传统科室（内外儿妇）和收费低廉。而莆田人接手后，还是依靠性病和不孕症打天下，打下了一片灿烂江山。
来这些医院求诊的患者，女性多于男性，因为女性更容易听信别人的说词，女性更没有戒备心。而妇科病更是一种常见的病症，但在这些民营医院的口中却可以说得异常严重。
然而，尽管他们创办了医院，跻身于民营企业家行列，但是，就我所接触到的民营医院，还是以骗钱为目的，他们就像西装革履的小偷，去出席贵族的晚宴，一不留神就会把餐纸勺子叉子装进西服口袋里，阔绰后的他们依然保存着小偷小摸的习惯，而且这个习惯一直无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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