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我在垃圾桶里捡到了一个公文包，这个公文包很轻很薄，里面只能装几份文件，就会被撑满了。公文包是用帆布做的，上面有些污渍。可是就是因为有些污渍，包的主人就将它扔进了垃圾桶里。这样的一个公文包，在超市卖十多元一个。
我从垃圾桶里拿出公文包，欣喜若狂，连夜洗刷干净，晾晒在窗台上，第二天中午，公文包晾干了，我把采访本和笔，还有一本杂志放进包中，夹在腋下，兴冲冲地出去采访。这个公文包让我感到自己的身价提高了很多。那时候的电影电视上，企业家和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经常腋下会夹着这样一个公文包。
用了大概一个月后，包的拉锁与帆布连接的地方，线缝松开，需要重新缝补，可是，偌大的城市，我找不到一家缝纫部。缝补衣服在过去叫做“缝穷”，在街边的小店随处可见，然而，这些年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间再也难觅踪影。那些手艺精湛的老裁缝，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样的一个帆布包我一直用了好几个月，每次出去采访的时候，都要紧紧地把包夹在腋下，否则，就会有东西掉出来。我记得那时候，每逢坐在那些高官和大款们的对面，拉来包取出笔采访的时候，他们都会对我的这个包端详一下，然后看着我，脸上若无其事，装着没有看到这个包的秘密。
距离报社几百米远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家废品收购站。报社办公室里每天都有大量的报纸，每个记者发一份，他们翻翻后，就丢在一边。我想，如果把这些报纸收集起来，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一定能够我的饭钱。然而，我又想到，我是报社的员工，我要珍惜这张报纸，我不能把这张报纸当废品来卖，那样就是对报社的作践，对自己的作践。说句实在话，从进这家报社的第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我爱惜这家报社，就像爱惜自己的名誉一样。
后来，我从一位女同事处借到了200元，终于度过了一贫如洗穷困潦倒的日子。
那时候，最痛苦的不是生活难以为继，最痛苦的是，找不到好的题材，不能很快被报社认可。如果三个月后，你还是籍籍无名，还是默默无闻，那就要卷铺盖走人。到了那种时候，我真的要变成“卖火柴的大男人”了。
有一天，我接到了思想家的传呼，思想家告诉我说，火车站附近有一家职业介绍所，专门介绍黑工厂，有一个男子刚刚从黑工厂逃出来，现在就在他的房间里，他们是老乡。
我的眼前突然一亮，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好题材。我准备去暗访。
我以前就做过黑工的采访，我知道这个新闻题材的价值在哪里。
此前，在我刚刚暗访了乞丐群落不久，在北方那座城市里，有一天，在那条揽工汉（南方叫打工仔）们经常找工作的路上，我见到了一个从黑砖窑里逃出来的人。那时候，还没有黑砖窑这个词汇，这个词汇是在山西洪洞县的砖窑里，一大批现代奴隶被解救后，才有了这个称呼。
我一共见过两个黑砖窑里的“奴隶”，见到两个人的时间相差五年。
现在，黑砖窑已经绝迹了。
采访第一个黑砖窑奴隶时，是北方秋季一个难得的好天气，用我们小时候作文里的话来说，就是“阳光灿烂，万里无云”，这样的天气通常会令人心旷神怡，会让人感到温暖如春，可是，那天我却感到了刺骨一样的寒冷和疼痛。
那条街道很脏很破，从天亮开始，这里就聚集了无数衣衫陈旧皮肤黝黑的人，到了午后，他们就渐渐散去，地上只留下了一堆堆垃圾。他们就是传说中的揽工汉，操持着西部各地的各种口音，拿着打眼钻孔粉刷墙壁筛灰和泥的各种工具，等待着需要短工的人来找他们。
那天我是去采访他们中是否有打工被骗工钱的人。我去的时候拿着我们的报纸，我一到那里，报纸就被一抢而光，然后我就派发名片，他们接过我的名片，嘻嘻哈哈地看着，对他们中出现的记者很好奇，此前，他们可能还没有接触过记者，他们老老实实地打工赚钱，他们觉得记者很神秘。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生活与记者会有什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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