犁地的时候，犂的后面往往走着孩子，孩子的手中拿着小笼。沉睡了一冬的土地，在犂片的两边，像波浪一样翻卷，也会把小蒜或者深埋的红薯翻卷出来，小蒜很像小葱，但是味道辛辣，个体更小，是很多庄户人家的蔬菜。而红薯则是前一年冬天没有挖净，还深埋在冻土里。有时候，冻土层里还能翻挖出冬眠的田鼠，孩子们就放下笼，欢天喜地地追赶。然而，田鼠狡兔三窟，孩子们往往空手而归。
犂完地后，就开始耙地，亮光闪闪的耙齿会把大的土疙瘩切割成小块，因为大的土疙瘩会压住种子，影响庄稼生长。耙地结束后，还要耱地，将土地磨得平整干净。小时候，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耙上或者耱上，让牛拉着在田地里转来转去。农村的孩子没有机会坐汽车，只能把耙和耱当成交通工具。
土地平整后，就要开始播种，春天播种玉米、高粱、谷子，秋天播种小麦。播种的时候，要用到一种叫做耧（念lou）的农具，现在，这个工具也行将消逝。
摇耧是农村里最讲究技术的活路，一个村子里也只有几个人能做这个。耧的外形像架子车，只是没有轱辘，下面是四个像耩子一样的东西，却又比耩子小得多。摇耧播种的时候，前面是几个人，拉着绳子，后面是摇耧的把式，他的手上下摇晃，就将种子撒播在了犂沟里。把式会将种子撒播均匀，而一般人撒播的种子，要么太稠，出苗后庄稼长不开，要么太稀，影响产量。西北农村把不会摇耧的人叫“里巴耧”。
种子撒播后，庄稼人终于能喘口气了，然后就等待收割。收割的时候，是一年最忙碌的季节，那简直比飞夺泸定桥还要紧张激烈。每年夏季，我最害怕的就是收割，手持镰刀，走进麦地里，头上烈日炎炎，能够晒得身上起皮；脚下是望不到头的麦子，一行行，一垄垄，总也割不完。镰刀钝了，腰杆直不起来了，嘴唇干裂了，而太阳还没有落下去，一张张被汗水浸泡的脸抬起来，喃喃地叫着：“水，水……”
田地里，麦子打成捆，装在架子车上，走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一车一车拉到打麦场里，然后堆成垛。等到麦子基本上都收割了，就开始“碾场”。将麦子摊放在平整坚硬的地上，牛拉着石磙，一圈一圈地走着，人牵着绳子，站在圆心。麦粒被碾出来了，开始“起场”，将压扁的麦秆堆成蘑菇样的麦秸垛，将麦粒装进麻袋里，储藏起来，交过公粮后，剩下的就是自己一家全年的口粮。
麦粒要变成面粉，还有一个过程。
这就要用到磨盘。将麦粒徐徐倒进磨盘的眼中，两扇磨盘叠加，上面的转动，下面的不转，上面的磨盘中间插着一根棍子，人推着，就会慢慢转起来。麦粒进入两扇磨盘的中间，在挤压中变成齑粉，用笤帚慢慢扫，慢慢分离，外面破碎的表皮，就是麸子，一般用来喂牲口，困难时期，也有很多人吃这个；里面的粉末状的，就是面粉。
与磨盘相对的是碾盘。碾盘是用来碾红薯片的。红薯挖出来后，用“叉子”——一种刀片插在木片中的工具——切割成薄片，晒干，堆在碾盘下，碾盘滚动，红薯片就会被碾为齑粉，这就是红薯面，可以用来做成粉条，也可以用来蒸馒头。这样的馒头很难吃，吃在嘴巴里，就像嚼着沙子。困难时期，人们都是依靠这种恶劣的红薯馍来充饥。
现在，这些用来制作粮食的农具都消逝了。而那些耕种的农具，也即将消逝。
消逝的不仅仅是农具，还有农耕文明，还有一段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苦难历史。
还有我们记忆中的童年。田园牧歌，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绿草如茵，还有泥土的芳香，燕子的剪影，野花点缀的旷野，日之夕矣，牛羊下山……以后，我们只能在那些古典诗歌中才能寻找到它们的足迹。
我们生活在工业文明中，工业文明中充斥着冷冰冰的机器，冷冰冰的机器拒绝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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