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父亲和母亲还没有结婚。有一年，父亲赶集的时候，看到公社门口围了很多人，一打听，原来是炼油厂在招工。父亲回去后，就在大队报名了。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父亲家庭成分贫农，又老实勤恳，公社也批准了，炼油厂也录取了。就在父亲准备去当工人的时候，堂弟找到了父亲，缠着要让父亲把这个名额让给他。父亲的堂弟上过两天学，脑子比父亲灵光得多，他早就看出了当工人后的优越地位。那时候有口号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毛主席说的。那时候毛主席“一句话顶一万句”，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几百万城市青年就去了农村，把农村搅得鸡飞狗跳，而他们自己也成了“被耽搁的一代”。那时候，从上到下，全凭领导人一句话，领导人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别人根本就不能插嘴，一插嘴就成了反革命。农民给地里种什么也要听革委会主任的，而革委会主任都是些白面书生，根本就没有种过地。革委会主任说：“今年平地种包谷，坡地种豌豆”，你如果平地种豌豆，坡地种包谷，你就是反革命，你就是破坏农业生产。村里人曾经说过：“那些年为什么那么穷？一是大锅饭，干瞎干好一个样；一是瞎指挥，没种过地的指挥种地能手。这样的日子能过好，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母猪也会上树了。”
那时候有一句话是说姑娘择偶的：“一工二干三教员，宁死不嫁庄稼汉。”工人排在第一位，干部第二位，而农民则是最后，人家宁肯上吊也不嫁给你。
那时候，父亲家中的弟弟妹妹都还小，挣不了工分，挣不了工分，全家就分不到粮食。父亲最后就放弃了，让堂弟去了炼油厂上班。现在，炼油厂不叫炼油厂，叫“中石化”，中石化是中国最有钱的国有企业。父亲的堂弟在中石化退休的时候，工资拿到了好几千。
还有一次，是征兵，那时候父亲的弟弟妹妹们都能够下地干活，能够当一个壮劳力使用了，父亲又去应征，顺利过关。第二天就要去公社报道了，父亲前一天下午去生产队告别，队长就说：“站好社会主义农村最后一班岗。”安排父亲在打麦场站岗，查看是否有人偷麦子。那时候的人都非常穷，除过福海妈这样的干部，全村人都吃不饱肚子。每年小麦收割回来，放在打麦场，统一碾场，夜晚，把麦粒堆放成上小下大的矩形，盖上木印，防止偷盗。偷盗盖上了大印的小麦，是要被判刑枪毙的，谁也没有这个胆量，但是社员们有别的办法，一些人走进打麦场的时候，就会穿着比较大的鞋子，在麦粒还没有盖印的时候，他们边干活边把双脚踩在麦粒堆上，这样，鞋子里就会灌上一些麦粒，顺着脚面滑到脚底。然后，他们踩着装着麦粒的布鞋，忍受着硌脚的痛苦，面容上还要装着很平静地走回家去。回到家后，将鞋子里的麦粒倒出来，会有半斤重，而这半斤麦粒，可以蒸两个馒头。
父亲在站岗的时候，看到有人走路的姿势不自然，神色也不自然，父亲知道他们的鞋子里肯定有麦粒，但是父亲没有声张，那时候的社员都穷得叮当响，父亲不忍心当场抓住他们。这几个社员走过去后，突然，福海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闪出来了，福海妈像猛兽一样扑过去，从他们的脚下摘下鞋子，每个鞋子里都有麦粒。
福海妈举着这样的鞋子，像举着一面面胜利的旗帜，她义正词严又歇斯底里地质问父亲：“这是什么？你是怎么站岗的？你这样的人能当军人吗？让你给社会主义站岗，你能把美国帝国主义，把苏联修正主义全部放进来。多亏我抓住了你，不然，你就会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父亲不但没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成为了农村的专政对象，每逢开会的时候，父亲就会和那几个偷了麦子的人站在台子上，作为反面教材遭受批判。
此后，父亲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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