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苏轼总是一位绕不开的巨人。诗、词、文、书、画，乃至宗教、服饰、饮食，哪个领域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的精神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而不同时代的中国人，也对他有着不同的理解。
苏轼是一位绝顶的天才。宋神宗曾经问大臣：“苏轼比前朝的李白怎么样？”大臣回答说：“苏轼有李白的才华，李白没有苏轼的学问。”苏轼有着跟李白一样的奇思妙想，上天的娇纵也给了他像李白一样的豪爽放达，同时，他又拥有李白所没有的厚重的学者气质，实际上兼具了唐人和宋人的长处。
这样一个旷古无双的苏轼，究竟是怎样的天才呢？
林语堂说，苏轼是“快乐的天才”，好像他不管遇上多么倒霉的事，都可以没心没肺地快乐起来。在我们的印象里，苏轼一辈子都是惨兮兮的，不是在流放地，就是在被流放的路上，但是他永远是高高兴兴的，永远在琢磨流放地有什么好吃的。
其实，苏轼的一辈子，有大起，有大落，更有不好不坏的尴尬处境。他说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这不光是因为苏轼天生随和，而首先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就有这么宽广。所以，我们读他的诗词，也得知道，哪首是在玉皇大帝身边写的，哪首是对着悲田院乞儿写的。有些时候，你觉得他的官当得也不大，但他是真的快乐，不需要这方面的天赋就可以快乐。有些时候，他写自己快乐，其实他一点也不快乐，只是在设法让自己快乐起来。这是中国读书人自带的本事。这不是中国读书人没正形，而是他们担负的东西太多太沉重，必须有一个平衡机制，让他们不至于被压死。所以，读书人的担当和放达不是不相容的两个东西，而是必须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
在我看来，苏轼其实是一位骄傲的天才，与生俱来的才华给了他骨子里的骄傲。因为足够骄傲，所以他才可以随遇而安，才可以做“悲田院乞儿”的朋友。有时候，苏轼也会放纵自己的骄傲。而他人生的磨难，不在于做的官小、去的地方偏，他的骄傲让他并不真的在意这些。他的痛苦，在于他的骄傲被摧毁了。所以，苏轼其实是一位人生极丰富的诗人。
士林的宠儿
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庭。普通到什么程度呢？他的二伯才是他们家第一个进士，他的祖父还是那种坐在村口跟乡亲们聊天，听说儿子中了进士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乡下老爷子。据说，苏家的祖先是初唐的文章大手苏味道，不过，那是几百年前的事了，自从宋朝以来，没听说他们家再出过当官的。这倒也不是因为苏家没文化，而是跟宋初蜀地的文化氛围有关。
唐朝灭亡那年，蜀地就建立了割据政权“前蜀”，后来变成“后蜀”。每逢乱世，四川盆地总是要割据，因为这里是物产丰富的“天府之国”，“蜀道”又易守难攻，兵荒马乱的时代把门一关，只要统治者不是太差劲，总能过得相对舒服。
在唐末五代的乱世里，前蜀皇帝王建居然还带着一帮文人幕僚，编纂了诗集《才调集》和词集《花间集》，总结了唐代的诗词文化。特别是《花间集》，成为后来宋词的起点，王建这个功劳，简直不逊于建安时的曹操带着幕僚为五言诗奠基。苏轼后来那么看得起词，把自己的一生怀抱都写进词里，只怕也是跟蜀地的词学氛围分不开的。
一个过得还算舒服的割据政权的故地，在新的大一统时代到来时，对统治者难免会格外生分。所以，宋朝刚建立的时候，蜀地很少有人到朝廷里做官。当然，这时候的士人不是不读书了，只是没有考科举的热情。过了几代，看统治者还算上道，才渐渐愿意考试做官。苏轼的二伯破空考了个进士，不是因为他家祖坟冒青烟了，而是因为到这时候蜀地读书人才开始有做官的风气。传说，苏轼的父亲苏洵小时候不好好念书，到二十七岁才突然发奋，这恐怕也不是因为他自己开窍了，而是这时候蜀地的风气转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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