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幸福观念史上，《尚书》第一次提出了“五福之说”：第一是长寿，第二是富有，第三是健康安宁，第四是拥有美德，第五是颐养天年、长寿而终。其中第一、第三和第五基本重复，所以实际上只有三福：长寿、富有和道德高尚。[32]
汉代人桓谭在《新论》里提出了另外一组“五福”，那就是“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33]明清以来，又开始流行“福、禄、寿、财、喜”的说法。我们发现，直到帝国晚期，福才出现在五福的行列里，并且占据了首席的地位。这个变化表明，中国人对福神的认知和需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跟寿神和禄神一样，福神起源于星辰崇拜，所以本来应该叫作福星。第一代福星是岁星，也就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的木星。木星绕太阳一周大致为十二年，正好跟十二生肖对应，所以它在天上的位置，就成了纪年的标准，所以它又叫岁星，是主管农业的星官，它的明暗、盛衰和喜怒，决定了农业收成的好坏。在农耕文明时代，粮食满仓，是农民的最大福分，因此岁星就成了第一代福星的化身。
现存最早的岁星图像，身穿长衫，盘膝而坐，有点像一个私塾先生，却长着一副怪兽的嘴脸，头部很像老虎，眼睛却像豹子，还压着一头大野猪。为什么会是这种古怪的模样呢？这是因为，早期的岁星，同时具备了吉祥和凶险的两面性。他既能降福人间，也会带来灾祸。但人们好像只记得太岁神的凶恶一面，而忘掉了他也有仁慈和赐福的时候，所以就开始对他敬而远之，转身去寻找其他的福星替代品。找来找去，总算找到一位叫作阳城的世俗人物，由他来充当第二代福星。
就在这个时期，岁星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从福星的躯壳里脱颖而出，变成了“太岁星君”，而这是一个拥有六十位太岁的庞大组织，在六十年一甲子的循环里，轮流值守某个特定的年份，成为这一年的最高主宰和诸神的领袖。
阳城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位唐朝官员，关于他的事迹，大诗人白居易专门写了一首叙事诗《道州民》来加以赞颂。诗里讲述说，道州这个地方，侏儒较多，长得最高的，也不会超过三尺。当地官员把他们作为稀奇的贡品向朝廷进献。这种可怕的制度，每年都在制造生离死别和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阳城担任道州刺史之后，大胆向皇帝进言，废除了这项恶劣的岁贡制度。道州民众为此欢欣鼓舞，只要一谈起这位清官，就会流下泪来。
为防止下一代忘掉阳城的恩情，他们就在每一位新生男孩名字里加上“阳”字，以纪念这位为民冒死进谏的好官。不仅如此，当地人还认定阳城就是救苦救难的福星，于是大家捐钱盖起了寺庙，把他当作福神来祭拜。
但阳城的影响力毕竟有限，所及范围，顶多也只是一个小小的道州城，也就是今天湖南的一境而已。宋元以来，在道教的大力推动下，“赐福天官”的名望变得越来越高，逐渐取代了阳城，成为人们追捧的第三代福星。
赐福天官到底是一种什么官职呢？在道教的三官崇拜体系里，天官负责赏赐福运，地官负责宽恕罪恶，水官负责消解灾难，其中天官的赐福职能，最能满足普罗大众。他们热烈响应道教的呼吁，把赐福天官当作福神，把他的塑像放进寺庙里加以祭拜。我们看到的塑像和绘画中的天官，面容慈祥，左手拿着如意，右手打开一个条幅，上面写有“天官赐福”四个字，头上还有正在飞翔的蝙蝠，它们跟“福”形成了谐音关系，所以成了福神或福星的首席象征动物。
那么，这位第三代福星赐福天官，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大人物呢？原来他就是历史上的那位伟大的国王尧，他跟中元地官舜、下元水官禹一起，被道教所借用，创造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崇拜结构。
尧的诞辰日，被道士们定为“上元节”，也就是农历元月十五，这天还有一个更通俗响亮的名称，叫作“元宵节”。人们在这一天一大早就开始准备各种祭品，然后前往寺庙或祠堂去祭拜天官，祈求他的赐福。晚上就合家团聚，围坐在一起，吃香甜柔软的糯米汤圆，然后上街放烟花，迎花灯、猜灯谜。
为了让天官更好地完成赐福的使命，人们还想出了一个招数，那就是把新年的愿望仔细写下来，绑在天灯上，然后点燃蜡烛，把灯放到天空中去，好让天官看清自己的心愿，并且尽快降下幸福和喜乐。这是人类跟天官展开亲密接触的喜庆日子。宋代词人辛弃疾在他的《青玉案·元夕》词里描写了这个夜晚的灿烂夜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尧在世的时候，大地上洪水泛滥，天上神界也在不断征战，天灾和人祸层出不穷，生灵涂炭，吃尽了苦头。为了让民众能够摆脱危难，他费尽心机，却没有太大的改善，这是尧一生的最大遗憾。但在他死后，道士们为他提供一个良机，让他能以赐福天官的名义，向人间播洒幸福，对于尧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加美好的事情呢？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完成生前的愿望。可惜的是，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位第三代福神就是当年的尧帝。大多数老百姓只管祈福，又哪里会在乎福神的来历和感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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