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关于十二兽历的最早汉文记录，见于1970年代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与“放马滩秦简”中的《日书》，可知至少在战国时期，与干支相配的“十二生肖”观念体系已然存在。考虑到先秦时期的域外文化输入，这或许暗示着“十二生肖”有其更古老的文化来源。
[24]印度十二生肖为：鼠、牛、狮子、兔、摩睺罗伽（蟒）、那伽（龙）、马、羊、猴、迦楼罗（金翅鸟）、狗、猪。
[25]易华在对比中国与印度的十二生肖时指出，“如此惊人的相似，只可能有一个起源，不是印度传给中国，就是中国传给印度”，但他坚持认为，中国-印度生肖体系与巴比伦-埃及生肖体系截然不同，不具有传承关系。见《多民族文化透视：十二兽与历法》，《百科知识》1994年08期。
[26]《甲骨文字研究》之《释支干·三·十二辰·巳》，见《郭沫若全集》第一卷。
[27]见《山海经·大荒东经》。
[28]见《山海经·海外西经》。
[29]见《山海经·海外西经》及《山海经·大荒南经》相关描述。
[30]《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许慎注：“踆，犹蹲也，谓三足乌。”
[31]见陆粲《庚巳编》。
[32]见《山海经·西山经》及《山海经·北山经》相关描述。
[33]《宋书·符瑞志》：“六足兽，王者谋及众庶，则至。”
[34]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六：“鬼车鸟，相传此鸟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为犬所噬。秦中天阴，有时有声，声如力车鸣，或言是水鸡过也。”刘恂《岭表录异》：“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爱入人家烁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宗懔《荆楚岁时记》：“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
[35]《山海经·北山经》：“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涿光之山，嚣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中多鳛鳛之鱼，其状如鹊而十翼，鳞皆在羽端，其音如鹊，可以御火，食之不瘅。”《水经》：“又东过符县北邪东南，鳛部水从符关东北注之。”道光《遵义府志·水道》：“其鳛部水，安乐水，即今之高洞河。今此河自高洞以下，土人皆名鳛水。此水产鳛鱼，为他水所无，故于古地名鳛部，其水即名鳛部水。”
[36]“五通神”与“五显神”往往被人们混淆在一起，然而，后者实为神仙，前者实为妖怪。这无疑是民间信仰对体制化宗教的一次反讽性胜利。后来，“五显神”又与“华光大帝”和“马灵官”等神灵混同起来，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混乱局面。事实上，五通神最初来自佛教的“五通仙人”，在他堕落之后，其神格与民间**祀发生融合，直至和所谓五大精怪混为一谈。
[37]需要指出的是，“五通神”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组合方式，有时它们也以“四神帮”的形式登场，因而被人们称为“四大门”。四大门的信仰是一种“拟人的宗教”，将这四种神圣动物都加以人的姓氏：称狐为“狐门”，称黄鼠狼为“黄门”，称刺猬为“白门”，称长虫为“柳门”，或者是“常门”。总称为“胡黄白柳”四大门。此处要附带提一句，在北平近郊流行的都是“四大门”的说法，但是较远的地方，如平北顺义一带，便有“五大门”的说法，乃是“狐柳黄刺白”。“刺门”乃是刺猬，“白门”乃是兔。日本人石桥丑雄的著作中，便提到“四大家”（四大门）与“五大仙”（五大门）的说法；在日本人永尾龙造著作中，也采取“五大门”的标题；明恩溥（ArthurSmith）也沿用五大门的分类。但是，这几个作家所说的五大门乃是在狐狸、黄鼠狼、刺猬、长虫之外，加上“鼠”，合称为“狐黄白柳灰”。见李慰祖《四大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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