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特维尔的幽灵》取得成功以后，王尔德又在《宫廷与社会评论》杂志上连载了第二篇小说——《阿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这个故事一开始是他在社交场合为给朋友们解闷而口头讲述的一个故事。有人回忆王尔德曾在一次午餐会上花五分钟讲完了萨维尔勋爵的犯罪故事，给在场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这个故事被他反复讲述，内容和细节不断进化，最终成了我们在纸上看到的这一篇。一位英雄接到命运的预言，得知自己注定成为杀人犯，这也是民间故事里常见的主题。只不过民间故事里的英雄一般会奋起反抗预言，王尔德笔下的萨维尔勋爵却千方百计地试图尽快实现预言。这篇故事同样展示出高超的气氛操纵和悬念营造技巧，尤其是文中数次出现相当诗意、忧伤、抒情的片段，写萨维尔勋爵似乎瞥见了人生的真相，悟出了巨大的哲理，然后却紧接上极为夸张、全然脚踏实地的谋杀策划情节，喜剧效果实在出众。乔治·奥威尔认为这篇小说是“最优秀的英语短篇小说”之一。王尔德当时是社交界的红人，这篇小说中描写的上流沙龙是他非常熟悉的场景。小说发表以后王尔德的母亲专门写信祝贺儿子在文中“机智地用上了社交界的知识”，还赞美了本文“警句叠出的行文风格和扣人心弦的悬疑气氛”。
在现实主义作家笔下，“家境优渥的青年何以冷血杀人”的法治故事多半该拿来“辛辣地批判上流社会的冷酷与虚伪”，然而王尔德的这篇故事里并没有太多道德批判。他不赞成当时盛行的现实主义风气，也不太喜欢用叙事来表达某种隐藏的哲学思想或个人信息。他认为“艺术从不表达任何东西，除了艺术本身”，“艺术有独立的生命，正如思想有独立的生命一样，而且艺术纯粹按照自身的路线发展”。他也反对评论家把作品和作家的个人生活或个性联系起来，这也许是出于自保，毕竟不少评论家认为《道林·格雷的画像》和《W.H.先生的画像》流露出王尔德不愿公之于众的性取向。
《阿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塑造了一个年轻英俊的上流社会青年形象，他既温柔多情又极端任性、完全冷血，我读完故事既觉得他狠毒可怕，又感到他身上有种孩童般的纯真和迷人。这个故事里流露出一种复杂迷人的东西：“在同一天中，既充满过肤浅的快乐，又展露出存在真正的样子，他惊讶于二者竟能如此不一致。毕竟他还非常年轻。”后来的《W.H.先生的画像》又塑造了另一位上流社会青年西利尔。他娇柔敏感，富有艺术气质，同时狂躁任性，行事不择手段。奇怪的是我在这些角色身上都看到了波西的影子，虽然创作这些故事时王尔德明明还不认识那位后来成为他命中煞星的青年。王尔德有句著名的格言：“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这个集子里收录的《没有秘密的斯芬克斯》几乎可以说是专为注解这句话而写。）我无法控制地觉得王尔德后来的人生故事也在注解这句格言。他创作的故事里早就暗暗写下了命运的预言。他曾想在故事里构建一个完全没有道德批判、纯为审美和趣味而存在的世界，他曾那样轻盈、轻松地描写那类青年，仿佛对他们的肤浅、矫饰看得一清二楚。然而在自己的人生里，他很快就失去了从高处旁观的超然视角，比谁都重地摔到了地上。也许他从未想过，自己的人生剧本竟然是《夜莺与玫瑰》，而以刻薄、智慧著称的他扮演的居然是那只心碎而亡的夜莺。
王尔德还有另外一句名言：“一副面具告诉我们的东西比一张脸孔更多。”（因为他的名言实在太多，我还翻译了另外一本小册子——《王尔德名言选》。）作品可不就是作家的面具吗？不管他多么反对把作品与个人生活联系起来，也许对八卦的我们来说，他的作品比轶事更有信息量。王尔德说：“嚼舌头、说人闲话多有趣！历史就是八卦而已。”所以粉丝八卦他是绝对正当的。
当然，另一种可能是我的长篇大论都是走火入魔导致的过度解读。巧了，这个短篇集里正有一篇关于走火入魔的故事——《W.H.先生的画像》。这是整个集子里我最喜欢的一篇。一个敏感迷人的青年发明了一个文学理论，说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原是写给一位名叫威利·休斯的男演员的，那些深情挚爱的美妙词句都是莎士比亚在诉说他对这位神秘的W.H.先生的爱。为了向挚友证明这套理论，青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成了文学的殉道者。心碎的挚友又把这套理论传给了另一个朋友，后者很快也被迷得神魂颠倒、不能自拔。接下来是第二次出乎意料的死亡结局。
读完这篇小说以后我被一种奇怪的激动和遗憾控制了。我不仅很久都没缓过劲来，而且居然研究起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来。想不到后来本书的编辑也告诉我她为这篇小说“怅然若失了好久”，还“找了威利·休斯理论的论文来看”。我们的切身经历说明《W.H.先生的画像》也许是短篇小说界的《黑色星期五》，能对敏感的文艺青年产生神秘的影响。
不用担心，我和编辑都很好。“小说幻境乃是避世消愁的唯一途径。”（阿瑟·柯南道尔语）能中文学的毒、中王尔德的毒，其实是一种难向外人道的巨大幸福。
鲁冬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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