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要重视历史真实；人是个懵懂的造物；博马舍逸事）
……
“最近我读了埃贡·艾伯特新写的叙事诗，”歌德继续说，“你也应该读一读，这样我们说不定能给他一点儿帮助。此人确实是个挺招人喜欢的才子，可他这首新诗却缺少真正诗意的基础——现实。风景、日出日落及被他拥有得外部世界，所有这些地方都写得好的不能再好。然而除此以外，凡是涉及过去的时代，凡是属于传说范畴的东西，都未得到应有的真实再现，因此便缺少了真正的核心。对亚马孙女强人及其立身行事的描写也一般化了，这在年轻人看来倒是诗意而浪漫，在美学界也算得上司空见惯。”
“这是目前整个文学界的通病，”我接过话头，“大家总是避免特殊的真实，生怕它没有诗意，结果便流于平庸。”
“埃贡·艾伯特应该坚持利用编年史，”歌德说，“这样他的诗作便会有价值。我想起了席勒在写《威廉·退尔》时如何研究历史，如何拼命了解瑞士的情况；我还想起莎士比亚如何使用编年史，并且整段整段地从编年史摘录进他的作品中，在此情况下，也不妨要求一个现代的年轻诗人如法炮制。还有我的《克拉维歌》，同样大段大段地摘取了博马舍[96]的回忆录啊。”
“可是经过加工已经看不出来，”我说，“已经不再跟素材一个样啦。”
“理当如此，”歌德回答，“事实也如此。”
歌德随即给我讲了博马舍回忆录的几个片段。他说：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基督徒，你必须读读他的回忆录。打官司是他最在行的事，不打官司就不舒服。他打过一些可谓空前绝后的最稀奇古怪、最别出心裁、最胆大放肆的官司，其中的一次还保留下来了一些他作为律师的演讲词。可偏偏是这场有名的官司博马舍输了。正当他离开法庭从台阶上往下走，首相迎面而来，想要上法庭去。他命令博马舍让路，博马舍拒绝让他，坚持要二人各让一半。首相感觉有辱尊严，便命令一帮随从将博马舍推到边上去，也真就推了；谁料博马舍一转身又回到法庭里，马上展开对首相的诉讼，结果却赢了。”
我挺欣赏这则逸闻，随后一边进餐，一边高高兴兴地聊了各式各样的事情。
“我又找出了我的《再访罗马》，”歌德说，“为的是终于了结它，开始写别的东西。我已经出版的《意大利游记》，你知道，完全是书信编成的。我再次旅居罗马写的这些信性质却不同，不好那么编，牵扯家里的事和魏玛的情况太多，我的意大利生活谈得太少。不过却有一些个言论，颇能反映我那会儿的真实内心。因此现在我打算把这样的段落抽出来，编纂编纂，插进我的小说里，使其获得一种特别的语调和气氛。”
我认为这蛮好，对歌德的打算表示赞成。
“人应该努力认识自我，”歌德继续说，“在所有的时代都这样讲，反反复复地这样讲。这是一个稀罕的要求，迄今没有谁达到过，也根本没有谁能达到。人的全部思想和欲求通通指向外界，指向围绕着他的世界；他所要做的，只是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尽可能认识世界，让世界为自己所用。只有在享乐和受苦的时候，他才知道自身；也只有通过享乐和受苦，他才会认识到自己应该追求什么，避免什么。再说人是个懵懂的造物，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了解世界很少，了解自己最少。我同样不了解我自己，也希望上帝别让我了解自己。但我想说的是，我到了四十岁才在旅行意大利期间变得聪明起来，对自己有了足够的认识，知道自己不是搞造型艺术的材料，过去的努力方向错了。我画画时缺少表现实物的足够欲望，面对素材的强烈影响我存在某种恐惧，合我口味的是那种比较软的、温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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