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次在右翼阵地的一个哥萨克镇上待了两个星期；那里驻扎着一个步兵营：军官们轮流在各人的住处聚会，到晚上就打牌。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某少校处打牌打腻了，就把牌扔到桌下，闲坐了很久，谈得津津有味，与以往大不相同。谈的是，人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这种迷信说法在我们基督教徒中也有许多人相信；每个人都说了各种各样的奇闻，证明确有此类事，或者证明其荒诞。
“诸位，这一切都不足为凭，”老少校说，“因为诸位谁也没有亲眼见过足以证实自己的说法的那些怪事……”
“当然谁也没见过！”许多人说，“不过我们是从可靠的人嘴里听来的……”
“这一切都是胡扯！”有一个人说，“这些可靠的人在哪儿见过我们的死亡时刻表？……要是真有什么定数，那又何必赋予我们意志和理性？为什么我们还要考虑我们所作所为的后果？……”
这时候，一位坐在角落里的军官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桌子旁边，镇定而郑重地向大家扫了一眼，他是个塞尔维亚人，这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来。
乌里奇中尉的相貌与他的性格完全符合。高高的身材，黑黝黝的脸色，乌黑的头发，锐利的黑眼睛，具有民族特征的高大而端正的鼻子，嘴边总是闪动着的苦涩而冰冷的微笑——这一切似乎非常协调，为的是使他具有特殊人物的外表——这种人不会和命运安排给他做同伴的人交流思想感情。
他很勇敢，说话很少，但很尖刻。他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自己的内心秘密和家庭秘密，几乎滴酒不沾，从不追逐年轻的哥萨克的女子——哥萨克女子有多么美，没见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据说，上校夫人见到他那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就芳心**漾；可是，当有人说话中暗示此事时，他竟气得不得了。
只有一种嗜好是他不隐瞒的，那就是好赌博。一到绿呢赌台边，他就什么都忘了，而且往往是输钱；但他越是常输，越是赌得带劲儿。据说，在远征作战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他在枕头上坐庄；这一次他赌运极好。忽然几声枪声，有紧急警报。大家都跳起来，跑去拿武器。“下注呀！”乌里奇没有站起来，对一个赌得最起劲的赌伴说。“我押七。”那人一面跑，一面回答说。尽管这时已经乱成一团，乌里奇还是一直把牌分完。七点押中了。
当他来到阵地上的时候，双方火力已经十分猛烈了。乌里奇不理会子弹，也不理会车臣人的马刀，却到处去找那个赢了钱的赌伴。
“七点押中了！”这时尖兵队已经渐渐把敌人逼出树林，他终于在尖兵队里看到赢钱的赌伴，就叫起来，并且走到跟前，掏出自己的钱袋和皮夹，尽管赢者反对在这种场合清算赌账，他还是把钱付清了。他尽过这项不愉快的责任之后，才带领士兵向前冲去，并且沉着地跟车臣人交战，直到把这一仗打完。
当乌里奇中尉走到桌子旁边时，大家都不说话了，以为他准会有什么乖戾的花样儿。
“诸位，”他说（他的语气很平静，虽然声音比平时低些），“诸位，空口争论有什么意思？诸位都说要证据，那我就向诸位建议：在自己身上试一试，看一个人能随意支配自己的生命，还是每个人的生死都有定数……谁愿意试一试？”
“我不试，我不试！”周围的人都叫起来，“真是怪人！想出这种花样儿！……”
“我愿意打赌。”我开玩笑说。
“打什么赌？”
“我认为没有什么定数。”我把口袋里所有的二十来个金币全部掏出来放在桌上，说。
“我就来打赌，”乌里奇用低沉的声音说，“少校，就请您做公证人；我这儿有十五个金币，您欠我五个金币，就帮个忙给我凑齐吧。”
“好的，”少校说，“不过，说实话，我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以及怎样决定胜负……”
乌里奇一声不响地走进少校的卧室。我们跟着他走进去。他走到墙边，墙上挂着武器，他从挂在钉子上的各种口径的手枪中随手摘下一支，我们还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可是，当他扳起枪机，往火药池里装火药的时候，许多人不由得叫起来，抓住他的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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