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西班牙北海岸矿工起义，随后遭到佛朗哥将军的残酷镇压。1935年5月初，内阁改组，包括五个极右组织的成员，并将摩洛哥任职的佛朗哥调回，政变后正式任命为总司令。不久，保守政府切断了财政支持，“巴尔卡”陷入危机。
洛尔迦在朗诵排戏的同时，卷入各种政治活动。他谴责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暴政，声援两国作家和艺术家，并在反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公开信上签名，为入狱的年轻诗人赫尔南德兹呼吁。
在巴塞罗那上演新戏期间，达利的妹妹阿娜到剧院来看望他，她比以前更美了。他们去咖啡馆小坐，一直在谈达利。洛尔迦终于和达利见面，这是七年来第一次。那年秋天他俩常来常往。他抓住每一次机会证明他对老朋友的感情。有一次在巴塞罗那书店朗诵，他专门念了那首《萨尔瓦多·达利颂歌》。他们计划一起合作写书配画，但并未实现。几个月后，两人友谊重又落到低谷。
1936年元旦，洛尔迦收到从牛郎喷泉寄来的有镇长和近五十名村民签名的贺年卡，上面写道：“作为真正的人民诗人，你，比他人更好地懂得怎样把所有痛苦，把人们承受的巨大悲剧及生活中的不义注入你那深刻之美的戏剧中。”
6月5日，洛尔迦过三十八岁生日。他从来不想长大，时不时深情地回首童年。一年前，他曾对记者说：“还是我昨天同样的笑，我童年的笑，乡下的笑，粗野的笑，我永远，永远保卫它，直到我死的那天。”他还开玩笑说，他怕出版纽约的诗集，那样会让他老去。
西班牙政局进一步恶化，濒临内战边缘。在马德里，左右派之间互相暗杀、绑架，血染街头。除了1919年格拉纳达的冲突，洛尔迦从未经历过像马德里7月初那样血腥的暴力。他变得越来越神经脆弱。他总是让出租司机减速，叫喊道：“我们要出事了！”过马路他要架着朋友的胳膊，随时准备跳回便道上。
7月13日，得知一个右翼领袖被暗杀的消息，洛尔迦决定马上离开马德里。他和一个朋友几乎整天都在喝白兰地。他激动地吐着香烟说：“这里将尸横遍野。”停顿了一下，“不管怎样，我要回格拉纳达。”晚九点，他按响他的小学老师家的门铃。在老师的询问下，他回答道：“只是来借两百比索。我要乘十点半的火车回格拉纳达。一场雷雨就要来了，我要回家。我会在那儿躲过闪电的。”
回家第二天，本地报纸就刊登了他的消息。西班牙内战开始了。7月20日，支持右翼的格拉纳达要塞的军人起义，占领了机场和市政厅，逮捕了省长和新选的市长，那是洛尔迦的妹夫。三天后，他们完全控制了局势。到处在抓人，每天都有人被处决。
长枪党分队接连不断到洛尔迦家搜查，第三次他们把洛尔迦推下楼梯，又打又骂。他们离去后，洛尔迦给一个写诗的年轻朋友若萨勒斯（LuisRosales）打电话，他三个兄弟都是长枪党铁杆。若萨勒斯马上赶来。他提出三个方案：其一，逃到共和派控制的地区；其二，到一向保守的法亚家避风；其三，搬到他们家小住，待局势稳定下来再说。第三个方案似乎最安全。当天夜里，父亲吩咐他的司机把洛尔迦送到位于格拉纳达市中心的若萨勒斯家。
8月15日，长枪党再次冲进洛尔迦家，威胁说若不说出去处，就要带走洛尔迦的父亲。走投无路，他妹妹说出实情。
次日晨传来洛尔迦妹夫被处决的消息。下午1点钟，一辆汽车停在若萨勒斯家门口，下来三个军官，领头的是原右翼组织的国会议员阿龙索（RuizAlonso）。他早就恨死了洛尔迦。若萨勒斯的母亲边阻拦边打电话，终于找到一个儿子。那儿子赶来，问洛尔迦犯了什么罪。“他用笔比那些用手枪的人带来的危害还大。”阿龙索答道。洛尔迦被带走，先关在市中心的政府大楼，18日凌晨被转到西北方山脚下的小村庄，和一个中学老师及两个斗牛士一起关在旧宫殿里。看守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告诉他们要被处决，让他们做临终祷告。“我什么也没干！”洛尔迦哭了，他试着祷告。“我妈妈全都教过我，你知道，现在我忘光了。”
四个犯人被押上卡车，来到山脚下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是橄榄树林。在破晓以前，一阵枪声，洛尔迦和三个同伴倒在橄榄树林边。
* 本文中的配图为本书编者所添加。
[1]译文参考姚风《以最合适方式走近洛尔迦——〈梦游人谣〉中译本对比评析》一文做了修订。姚文以西班牙语原诗为依据，评论中肯有识见，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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