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战火烧毁了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和编译所，也烧毁了胡愈之家。他因病住进租界医院，后来又转移到家乡上虞，病愈返回上海已是5月间，商务暂时停业。8月间商务复业，胡重新主编《东方杂志》。1933年被迫离开，加入哈瓦斯通讯社。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成为“孤岛”。各救亡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撤去武汉或香港，原出版之许多抗日救亡刊物被迫停刊。但胡没有走，“我们留在上海的人一起研究，决定重新开始。公开的抗日活动不能搞，我们就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对难民、工人、市民的宣传教育。我们还出版了《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以隐晦曲折的方法报道抗战，宣传和教育群众。后来我们还以社会科学讲习所的名义来训练抗日救亡团体骨干，我负责办了第一期，王任叔办了第二期”。
上海“孤岛”时期的胡愈之，显现出作为出版家的非凡天赋。他拿到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书稿，这是首位西方记者突破新闻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实地采访的第一手材料。胡决定将这本书介绍给国人。虽然书店与出版社都搬到了重庆，不过印刷厂搬不走，还在上海。胡立刻邀人一起开始翻译。他在回忆中写道：“用什么名义出版呢？就临时想了‘复社’这个名字，其实它不是什么出版社。复社就设在我家里，张宗麟当经理。当时参加复社一起翻译和工作的，就是王任叔、梅益等几个人，还有我两个弟弟。”“排印费可以暂欠，买纸张的钱怎么办？当时参加聚会的人凑了一点，同时我们又采取暗中预约推销的方法，定价1元一本，先收钱买纸，印出来就给书。就这样，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书就出版了。第一次印1000本，很快就卖光了。”全书12章30万字，胡只花了二十多天就翻译并出版了此书。为减少被当局查禁的危险，胡将此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有了出版《西行漫记》的经验，胡愈之接下来完成的就是出版《鲁迅全集》。当时鲁迅大量文稿，经过许广平初步收集和整理，全部留在上海。“许广平十分着急，找大家商量。大家认为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出版《鲁迅全集》。”胡愈之回忆，“我们决定采用预约推销的办法来筹款。不过五六百万字的鲁迅著作，相当于20本《西行漫记》，就得卖20元一本。时处战争，广大读者都没有钱，能一下用20元买一部书的人会有多少？于是又想出一个办法，决定把书搞成普及本和精装纪念本两种。把普及本价格降下来，8元钱一部，这连工本费都不够；另一种精装纪念本，不仅装订考究，而且每一部都有一个专门书箱，外刻有‘鲁迅全集，蔡元培题’字样，每部售价100元，实际成本二三十元。以盈补亏，整个出版发行就可以不赔钱了。”
胡愈之组织了上百位学者、文人和工友一道参与到《鲁迅全集》的编排印校当中。为争取扩大发行，改用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名义，蔡元培也亲自题字。因蔡在国民党内声望很高，当局就不能对这部书怎么样了。印好预约书券和广告开始推销的时候，胡也很忐忑，心里没有底。“当时富人都已集中在香港、广州、武汉等地，所以我就先从香港开始推销。推销的办法是开茶话会，把那些进步资本家、各界开明人士乃至国民党要人请来参加，清茶一杯，主要向他们介绍《鲁迅全集》情况，请他们签名购买预约书券。路过广州时我也这样做，到武汉后情况更好些。有周恩来在那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也积极帮我推销。很快经我手就推销出去一百多部。当时如孙科、邵力子等人，都是一下就订购10部。”通过这个途径，胡和同伴们在很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三四万元出版资金。各地书款汇到上海，马上买纸开印，从2月到6月，仅4个月就把一套六百余万字、多达20卷的全集送到读者手中。这在我国出版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胡愈之作为新闻报人的才华，从1940年底开始有了新的舞台。他被党组织选定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主任，前往南洋办报，投身于对南洋侨胞的抗日宣传教育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辗转到达新加坡，从1941年元旦开始正式接任《南洋商报》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形势危急，胡和同伴们被迫离开，这就是后来出版的《流亡在赤道线上》大背景。到1945年抗战胜利，胡返回新加坡，在上海书局老板帮助下，开了一家上海书局新加坡分店，“楼下门市部卖书，楼上作编辑部，成立新南洋出版社，编辑出版《风下》周刊”。《风下》上署名主编沙平，就是胡。虽然在新加坡历经艰险与动**，但胡却一再证明了他作为报人的才华。不仅如此，他还在南洋收获了爱情，与沈兹九组成家庭，相濡以沫四十年。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近现代的大师
大家小史近代大师那些事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