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了世界性的华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与梁启超的保皇会机关刊物《新民丛报》展开了一场驳斥与反驳斥的宣传战。《民报》是论战的主要阵地，同时散布在海内外各地的革命报刊，如南洋的《中兴日报》、檀香山的《自由新报》、曼谷的《华暹新报》、仰光的《大汉公报》等，都纷纷投入论战。在《民报》上刊载的重要论文，不少出自孙中山的口授，或根据他授意撰写的。在孙中山看来，“为本党革命宣传之梗者，保皇党甚于朝廷，非以言论战胜保皇，则宣传无由得力也（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在梁启超看来，“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一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
在这势不两立的背景下，两大阵营的机关报之间爆发了空前激烈的思想战。孙中山要实行“种族革命”，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梁启超反对这种革命，否认推翻清朝政府的必要。他认为清政府是“四万万人之政府”，不应该推翻，只应该监督和改良。中国人民的大敌不是政府，而是那些因改革会对自己的富贵权势不利而从中作梗的人。他认为言民权可以，但不必“满汉相阋”。
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梁启超坚持认为不必。陈玉申在（《晚清报业史》说：
他（梁启超）指责革命派道：你们倡导社会革命，“以排斥资本家为务”，将来有人煽惑劳动者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否则同盟罢工，将使中国资本家蒙受“损失”以至“裹足不前”，“坐听外国资本势力骚骚然淹没我全国之市场。”到那时，我四万万同胞将沦为外国资本家之牛马，“不得不帖服于异族鞭棰之下以糊其口”。梁启超还认为，如果实行“圆满”的社会革命，就必须将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国有，一切生产事业都由国家独占，国民皆为劳动者，分配极均。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产生许多麻烦：“有自由竞争绝而进化将滞之问题，有因技能而异报酬或平均报酬孰为适当之问题，有报酬平等将遏绝劳动动机之问题，有分配职业应由强制抑由自择之问题”，等等。他说，这些问题欧美学者都没有完全解决，中国当然更谈不上。如果政府将全国人的衣、食、住、行，乃至所执职业都统统包下来，“一切干涉之而负责其任”，这样的政府能够适于存在吗？能够保证“无滥用职权专制以为民病”吗？他进而攻击社会革命论者“妄言惑人”，“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他还痛心疾首地表示，即把匕首插在他胸膛上，也要大声疾呼：“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
然而，孙中山则不但坚决主张社会革命，而且主张民族革命。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就是他对梁启超的具体答案。1906年12月2日，他在东京神田锦辉馆举行的《民报》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上，宣称：“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民报》第十号发表了孙此次题为《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
而梁启超闻之则呼吁：当今“只可立宪，不能革命”。大肆宣扬“忠君保皇”，鼓吹光绪皇帝的“圣德”，提出任何革命，都会使国家陷入一场“杀人流血之惨”的灾祸，引起列强的瓜分和内动乱。因此，他认为立宪是最好的政治行动，他指出西方国家追求民主政治，是有“进化的次序”的：“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对这些步骤，他觉得不容逾越，“断难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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