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梁启超这种“断难躐等”的论断进行深刻的批驳。他认为这个“断难躐等”的论点是愚蠢可笑的。比如说，中国过去向来没有火车，按改良的“次序”，难道初用火车，必先用英、美几十年前的“旧物”，然后才可以逐渐换用新式火车吗？他认为应该取法乎上，向外国学习进步的东西。严正驳斥了梁启超（包括康有为）的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次序”观点。孙中山说：“世界上各国的立宪，也必须从流血中得来的才算是真正的立宪。同一的流血，我们为什么不从事于直截了当的共和立宪而从事于这不完不备的君主立宪呢？！”“从最上之改革着手”，在封建王朝废墟上建立一个“头等民主共和国”。只要“发愤自雄”，“易旧为新”推翻清朝政府，就一定能够打破常规，以“异常之速度”前进；在数十年内不仅“举西方之文明而尽有之”，而且胜过他们也是可能的。有志革命的人绝不能“无所借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而应当“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不然那就“可羞至极”。
尚明轩在《孙中山传》中讲到孙中山宣传革命，反对改良的情景时写道：
孙中山的这些讲演和文章，有力地揭穿了改良派的反革命真面目，帮助许多侨胞逐步了解到革命与保皇的区别；使误入保皇会的人觉醒，他们纷纷登报与保皇会脱离关系，重新回到革命派立场上来。其中，南洋华侨资本家邱菽园觉醒后，进一步揭发了保皇会的黑幕；华侨郑螺生、李源水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
孙中山与改良派经过激烈的论战，终于夺回了革命派在日本、檀岛等地华侨中间的阵地，初步打击了保皇派的嚣张气焰。
是“保皇”还是革命？是维护清政府，行君主立宪，还是推翻它，新创民主共和国？
是维护还是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
在这一系列所问题上，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是针锋相对的。
杰出的活动家和理论家朱执信（1885—1920，广东番禺人，名大符。
1904年留学日本攻读法政，1908年他与赵声、邹鲁等密谋攻取广州，因事泄失败，1910年又与赵声、倪映典等策划广州新军起义，也失败，同年再次参加广州“黄花岗之役”，与黄兴攻入督署，事败避居香港。民国初辛亥革命后先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继任广阳军务处督办，兼广东审计院院长。“二次革命”时，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五四运动后在上海协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1920年被桂系军阀杀害于虎门，有《朱执信集》）以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为纲，写出大量的反驳文章，如《论满洲欲立宪而不能》等。他从当时存在的国内民族矛盾现状出发，论证了孙中山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当“以一役而悉毕其功”的可能性。
另一位才子汪精卫也根据孙中山的口述，执笔写成了（《革命不致召瓜分说》一文，认为只有建立民主共和国家，才能避免瓜分。文章说：“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瓜分之说，“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也”。汪在《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则指出：“其他死于租税捐输，脂膏告竭等原因者更不可胜计，革命是救国救民的至仁之事，使吾侪以报国之故，杀身流血，而后人继起，得借手以光复宗国，则含笑以入九泉，当亦无怍。”
革命党办的《民报》，自创刊以来，以1906—1907年最为畅销，“发行购阅，数逾数万……入会之人，日以百计”的极为兴盛的景象。
就连改良派成员与之（笔名，真名无可考）也在改良派的阵地《新民丛报》上撰文惊呼：
近几年来，中国到处都在谈论革命，现在又得到政治上、法理上的阐发、赞助，它的旗帜更鲜明，它的壁垒更森严，它的势力越加磅礴而壮大，连贩夫走卒，都谈论革命，甚至真正行动起来了。（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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