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深受俄国无政府党人的影响。主要来自巴枯宁、蒲鲁东等思想家的影响。而且，他们还熟知了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公开讲过的话：“由于人民缺乏最有限的自由，唯有恐怖行动是可行的。如果沙皇给予人民于最有限的自由，我们则愿意放弃恐怖行动。”当时，有许多俄国革命党人在1905年的革命失败之后，逃亡到日本，而逃到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无形中得到恐怖言行的激励，他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从事恐怖活动的手段，特别是制造炸弹的技术。因此，革命党人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也组织对清官员的暗杀，并且成为一时的风气。行侠仗义的刺客行为，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受到人们的赞扬，故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很难避免其他党人把暗杀作为革命手段之一，如史坚如牺牲之后，这种暗杀活动更加扩大化了，同盟会另组建的一个专门搞暗杀的部门，由方君瑛负责主持，成员有吴玉章、黄复生、俞云纪、黎仲实和曾醒等。然而，孙中山并不知情。但对汪精卫要去谋炸摄政王载沣，他虽然知情，却是奈何不了的。直到建立民国，卸任临时总统的他，还去拜看闲居的载沣，好像欲还歉疚之情似的。据溥杰自传《往事如烟》称：
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来北京，要见我父亲。父亲有些紧张。孙中山先生不是说过要“驱除鞑虏”吗？这“鞑虏”不是满族吗？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家里接待了孙中山先生。一见面，孙中山先生就说：
“你拥护共和，这很好呀！虽然你是摄政王，但将来在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大家庭里，你还是有前途的。”
我父亲说：“我拥护民国，大势所趋，感谢民国政府对我们的照顾。”
孙中山先生赠给父亲他亲笔签名的照片。父亲非常感动。父亲想回拜孙中山先生，被袁世凯阻止了。袁世凯对父亲不放心。
孙中山是位集医生、基督、革命三者的政治家。他想做个摩西，带着人们走出专制的异族的埃及；做个基督，是因为耶稣为了反抗异族的统治，宁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称：“耶稣也是革命者。”而耶稣基督的博爱——宽容你的敌人的精神，长存心中。他要打倒的是专制，而不是某一个人；因为专制才是敌人，是公敌。因此，专制是不能暗杀的，它只能被推翻。所以，他反对暗杀，阻止暗杀。台湾作家李敖在《孙中山研究》一书中，则高度赞扬了孙中山的阻止暗杀的博爱精神：
热爱自由的人、了解自由的人，必然同时是尊重别人的人。一个人的最后自由是人身的自由、存在的自由，这一点尤其该被起码的尊重。
在革命年代，革命党人为了达到革命目的，曾有暗杀之举，这本是一时的权宜。民国成立以后，当革命党人再提出暗杀的方法来的时候，孙中山立刻表示反对。他在民国八年七月一日，曾有答王鼎的信。当时王鼎认为：“救亡之策，鼎以为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可是，孙中山却把来信批给秘书说：“代答以暗杀一举，先生向不赞成。则在清朝时代，亦阻同志行此，以天下恶人杀不胜杀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张，积极之进行，则恶人自然消灭，不待于暗杀也。”凡是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不难看出春秋、战国、唐朝等时代的“暗杀”传统，而这种不光明的手法，传统的“中国人”固然优为之，可是西化的孙中山却不为之。
李敖所谓的传统的“中国人”，他在《容忍异己》一节中阐述：是指“对付异己的方法，总是孔夫子仗势，‘诛少正卯’的方法：或是打小报告，告御状，挑得龙颜震怒，借刀杀人。饱受西方容忍训练的孙中山，对思想与他不合的人——尤其是‘少年之辈’，不主张‘用他种手段’，而主张‘对付之法，最好与他辩论明白’。”
孙中山曾在批复中华革命党人加拿大支部部长陈树人的专函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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