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士人入幕成风既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在唐朝初期，入仕为官的途径主要有门荫、科举、行伍、流外入流等，门荫主要针对的是贵族官僚子弟，自己家族继承；而流外入流和行伍，是受文士所鄙视的。剩下的就只有科举一条路了，但是这种考试出题和看题者随意性很大，受主观影响比较强，就连唐代著名的诗人杜甫、孟浩然、温庭筠这样的大才子也会落榜，致使一批有才之士得不到任用，这对社会和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而投入幕府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因此幕府制的存在，对国家与社会都是有利的。虽然唐代每年都举行科举考试，此外还有考核官员的考试制举，科举取得名次后就获得了做官的资格。但由于国家官员编制有限，所以尽管录取了大量人才，但没有相应的空缺职位，这种情况在唐后期愈加严重。于是当时朝廷就设计了一个待选的制度，规定根据科举名次的不同而进行选择。待选时间满后，才能赴京参加吏部主持的官员选举考试，然后获得官职。由于编制有限，并不能保证参选者都能获得官职。唐朝一任官为三至四年，任满后又要再次选择，除非五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不再参选，而是由宰相或皇帝直接任命。这也是导致大批士人在科举成功后选择入幕的重要原因。
唐代也有不少士人走向边塞，希望为国家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比如诗人王昌龄，长期在边塞地区任职，他在《从军行》一诗中写道“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表达了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高适在《塞上曲》一诗中写道“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表达出为了建功立业，不惜牺牲生命的情操。他们都是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甘愿赴边塞入幕，以便为国效力。
在唐代士人中也有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贫困的原因而入幕者。如杜甫在安史之乱时，生活没有着落，秦州一度沦落到负薪拾材，自家孩子饿得大哭，只好入蜀投身于严武幕府，幕职官俸禄优厚，职权颇重。这也是吸引士人入幕的一个原因。唐前期在京官俸禄高于外官，后期外官则厚于京官，以致出现了京官都不愿留在中央，想要外放的现象。幕职官的俸禄比外放的官更高，所以入幕府的人络绎不绝。至于职权之重，有些甚至超过了刺史、县令等职位。
同时士人入幕改变了唐代幕府官员的结构，促进了当时文学创作的繁荣，出现一个时代的标志——唐诗。此外，士人入幕也扩大了士人的生活和学习视野，从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文学素材，繁荣了唐诗文化的创作。如果没有士人入幕，唐代的边塞诗派就不会达到一定的高度甚至出现繁荣。由于士人任幕职官时，长期客居外地，不免思念家乡和亲朋好友，心有所感，创作了大量的诗篇流传后世，如杜甫的《月夜》、张继的《枫桥夜泊》、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等都是在这些环境下创作的。士人入幕使唐朝在士人入仕方面多了一条途径和方法，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到了后期五代十国、宋代均沿袭了这种选人制度。大量士人入幕改变了唐代幕府官员的结构，同时也提高了官员的自身素质和施政能力。
入幕的士人由于经常调动官职，在调动的同时增加了见闻，许多人热衷于对各种奇闻轶事的收集，而这一切正是小说创作的源泉。入幕士人将其所见所闻写成了各种各样的小说。此外，唐代的不少笔记小说也出自入幕职官之手，据统计，他们共创作了600篇左右，约占全部唐五代笔记小说的三分之一，可见数量之大。这些笔记小说大体可分为三类，即记事、抒情、议论。其中的记事与议论两类，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唐五代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3．唐朝冷兵器——陌刀
唐朝的四大军刀分别是仪刀、障刀、横刀、陌刀，人们习惯以“唐刀”作为四种军刀制式的总称。大唐时期我国的刀剑可是达到了巅峰，但四种军刀中仅有“陌刀”驰骋于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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