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即就是做人，晋商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就在于其将做人的道理应用于商业的运作中，至诚的做人之道使得其在商场中所向披靡。
1．诚信第一
山西商人崇信尚义，名闻四海。
在历史上，蒙古牧民只要看到刻印有晋商“三玉川”、“长裕川”字样的砖茶就争相购买，他们甚至以砖茶代替银两作为货币在交易中使用。
自古以来，从经营思想上看，商人可分两类：一是诚商，又称廉贾，良贾，良商；二是贪商，又称任商，佞商，奸贾，奸商。前者薄利多销，货真价实；后者压价、抬价、造假掺假，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其区别在于诚商以信义为重，奸商做生意不讲信义。山西商人则是重信义的一个代表群体。近代名人梁启超就曾经说过：“晋商笃守信用。”
历史上，山西商号信用卓著，贸易双方产生了一种由信用交易产生的特殊结算形式——标期。太谷为全省商业中心，标期每季一期，届期结算旧债，再生新债，有借有还，体现了商人与主顾间建立的互相信赖关系。过标之期，名商云集，“通衢为之狭”。倘若有人不按规定执行，就要受到所有商号的指责，并采取一致行动，中止与他的贸易往来，让他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因此，晋帮商人中有许多深孚众望的商家，“舞弊情事，百年不遇”。
在山西商人中，许多人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红火，就因为他们讲究信义，才得以如此。
即使在当今社会，由于山西商人在经商实践中奉行崇信重义的职业道德和遵守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成绩卓著，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因此，与山西人做生意，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大胆放心，他们不会玩欺诈，也不会见利忘义。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山西票号在历次动乱后，都能谨守承诺，全数归还存款，这使得他们信誉大增，而且在动**之时还敢于向官吏贷款，使满清朝廷上下感激涕零。
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庚子事变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京城大乱，各大票号均遭抢劫，号内伙计相伴逃回平遥。原来蔚盛长票号北京分庄经理刘某也带各种账本离京返平，在途经保定时，又遭土匪抢劫，刘经理所携银两和账本全被抢走，这使得山西票号遇到了很大困难。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离北京后经山西到西安，随同的许多官员都曾存款于票号，此时就手持存据到三帮总号来提取，各家票号均予办理。蔚盛长总号特命雷士炜在平遥当地特设京庄办理处，负责兑取和借贷。雷士炜在北京分号担任过多年的司帐，他凭记忆，重拟账目，费时几个月竟获成功。按照账簿，兑付白银，新旧顾客大受感动。山西票号临危不乱，谨守信用的品格因而为远近颂扬，有口皆碑。
同时，在庚子事变中，不少京官逃往上海，由于仓促离京，囊中羞涩，持有票号银两存券的就往各大票号的上海分庄要求提取白银以解决在上海的花费。许多钱铺、银号犹豫不决，暂停支付，当时任蔚丰厚上海分庄经理的李宏龄则与众不同。京师动**的消息一传来，许多商号都将白银挖窖深藏，关铺停业，李宏龄也接到总号暂停营业的通知，但他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判断依然坚持营业，有求兑取者，依然营业不误。这种临危不乱的气度深得顾客的赞赏，因而许多顾客还将银两存入他的票号。局势稍一稳定，蔚丰厚票庄的营业额猛增。山西商人在历次动乱中都有所成长，良好的信誉不能不说是重要因素之一。
2．同舟共济，天下晋商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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