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时，秦处西陲，“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秦大用商鞅、李斯、吕不韦这样的“客卿”治国安邦，把人才优势转换成了军事、政治优势，才有一统天下之伟业；唐朝“胡风”盛，京师长安“胡人”多达二十多万，占百万人口的五分之一强。“胡人”经商、游历，还能人朝为官。盛唐之盛，无疑有“胡人”之功。而清初，只重用满人，汉人全被排斥在中枢之外。故清朝上下多奴才，少人才。后来，不得不启用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中兴名臣”，才有“中兴”之局。可见，用人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
一个只用奴才的政权只会覆亡，这是可以肯定的，而企业也是如此，用人如果不能打破成见，不允许自己的员工提出不同意见，那也就只会覆亡。
用最广大区域里的人才，用最有用的人才，就能成就最辉煌的伟业。
上海，本是一名不见经传的渔村、小镇，之所以能够一跃成为东方的大都会，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上海汇聚了大半个中国的人才和财富；美国人之所以自以为在“领导世界”，就在于其拥有举世无双的高科技和巨额财富，而这两者，皆为人才所发明和创造。美国以其独特的文化强势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才，这也是美国之所以强大到“领导世界”的地步的一大主因。
因此，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用人都不应有限制。人才和科学一样是无国界的。
那种只用“自己人”的习惯已越来越落伍于时代了。天下一家，全球一体化，外面的世界全是“外人”、关起门来只认“自己人”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经商要重用“外人”，“外人”和“自己人”已没有区分的意义了，最重要的还是看才干。
3．机遇不是等来的
机遇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但很多人对机遇只是被动的等待。等来了就去抓，等不来了就继续等。没有去寻找机遇的信心和能力，任何机遇都是等不来的，即使等来了，也抓不住。
举凡成功者，无不都是机遇的创造者，而不是机遇的等待者，机遇只有去创造，去主动的寻找才能得到。
晋商的崛起，缘于明初“国防线”位移长城、“开中法”的实行，在长城沿线形成了一个以军需品粮食、被服等为主的大市场，这是客观因素，但起决定因素的，是他们能够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纳粮换引”，大做盐生意而获暴利。
但如果说单凭这样的机遇，就足以称霸商场五百年，那是对晋商兴衰历史的曲解。晋商的群体崛起，辉煌并不是在“开中法”实行的明初，而是在改“折色法”之后。这时候，时势造成的区位优势已不复存在，晋商已享受不到什么“优惠政策”了。但他们没有消极等待机遇的再次降临，而是以披荆斩棘、矢志不渝的开拓精神，自己为自己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形势是，资本主义萌芽已在东南地区稀疏地出现，商业发达的域镇在这一区域呈现群体式崛起。而占尽天时、地利的徽商，正在攻城掠地，势力遍及全国各地，故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如果去同一个地方，与徽商硬拼，那晋商可能失败，顶多争个两败俱伤，谁也不会利用这一机遇获利、有所作为。因此，晋商一面奋力继续与徽商在江淮争盐利，一方面独具慧眼、另辟蹊径，在没有“优惠政策”提供发展机遇的时候创造机遇，英雄造时势。
塞北的蒙古、俄罗斯地域辽阔，是天然的游牧经济文化区，与中原的农耕经济文化区存在着极大的互补需求。晋商没有把那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视为畏途，而看到了那是难得的发大财的机遇。这一机遇，并非地理环境带来的，而是做市场做出来的。如果晋商不主动出去，不去积极地创造，那远在蒙古、俄罗斯的发财机遇，等上一千年，也不会轮到晋商头上。
机遇是含辛茹苦、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走出来的，绝对不是等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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