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纳谏时很注意克制感情，不让自己的喜怒影响对国事的处理。冯唐让他当众下不了台，但文帝终能妥善处置。文帝出行时有人惊吓了他的车马，又有人盗高庙（高祖刘邦之庙）的玉环，这两个案子交廷尉张释之处理，判决都比文帝预想的要轻得多。两次文帝都大发脾气，但张释之说有律必依的道理，文帝又承认他做得对。
文帝宠爱慎夫人，在内宫总是与她同席而坐。文帝带慎夫人去游上林苑，中郎将袁盎故意引慎夫人到文帝身后去坐。慎夫人大怒，不肯就座，文帝也非常生气，立刻起身回宫。袁盎随之回宫，见他们在生气，便上前谏道：尊卑有序才能上下和睦，皇上既已立皇后，慎夫人就只是妾，不能与您同坐；况且陛下宠她，尽可多赐给她钱财，不然您以为对她好却反而害了她，陛下难道没见过“人彘”吗？文帝听后顿时领悟了袁盎的深意，转怒为喜，连忙告诉了慎夫人。慎夫人也很感激袁盎。
减轻刑罚，废除肉刑，也是文帝的清明政治之一。刘邦入关时曾针对秦律酷繁而“约法三章”，很受拥戴，但汉初20多年里秦律又被恢复使用。如“收帑相坐”，即不但犯罪者判罪，其无罪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要“相坐”而受罚。文帝即位的第一年，就下令废除了这项律令。
古代法律中最残酷的莫过于肉刑。肉刑包括脸上刻字、残断肢体及破坏人的生育能力等，总之是使人致残。公元前167年，齐王的太仓令淳于意因罪被逮赴长安受肉刑。他的小女儿淳于缇萦恳求文帝让她自身罚做官奴婢来赎父刑。文帝本来就反感肉刑的残酷，缇萦也感动了他，于是下令废除肉刑，另以其他处罚代替。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改善，文帝时期虽减轻刑罚，犯罪却越来越少。史书称当时“刑罚大省”而“几致刑错”，也就是说刑律因很少人触犯而近乎虚设。
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日渐增强，是文帝时期的突出成就。
文帝之前，汉王朝虽已立国20多年，但秦朝的暴政和秦末长期动乱，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活破坏极大，“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故汉初国力困乏，皇帝的车也无法配齐四匹一色的马，丞相以下竟坐牛车。经过20多年的“与民休息”，生产虽逐渐恢复，但国力仍极有限，百姓一遇荒年也仍有卖妻鬻子的。
文帝即位后，对汉初的政令措施进行了调整，减轻了赋税和徭役。汉初规定田租为十五税一，百姓年龄在15至56岁之间的每年交纳算钱（人头税）120钱。汉文帝时很多年成都将田租减为三十税一，有的年头还干脆免交田租；算钱减少了2/3，每人每年只交40钱；徭役也从汉初规定的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同时，文帝注意体恤百姓，他即位后迅速大赦天下，不久又废除了把犯人亲属罚为奴隶的法律，并释放官奴婢为庶人；文帝下诏，赈济“鳏、寡、孤、独和穷困之人”。这些措施都有益于改善老百姓的处境，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文帝还多次下诏，反复强调农业是立国之本；他又亲耕籍田，窦皇后种桑养蚕，以倡导发展生产。
农业生产日益发展，粮食日渐丰裕，又出现了商人囤积居奇和谷贱伤农之弊。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下令“入粟拜爵”，“使民以粟为赏罚”，即让人们用粮食买爵位，用粮食赎罪。这样一来，国家存粮大增，既加强了国家的储备，又益于减轻租赋；向农民买的粮多了，粮价自然也就提高了。为加强戒备，防范匈奴的侵袭，文帝还积极鼓励养马，规定百姓家中养马一匹便可免除三人的徭役。百姓乐于养马，马匹增长迅速。
农业生产发展后，工商业日益显得重要。文帝逐渐将汉初的“抑商”变为“惠商”，他下令“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即取消在关口津梁处检查往来行人的制度，废止了不准在山林川泽中樵采、捕捞的禁令。人们可以自由贩运，开山鼓铸，砍伐木材，于是“交易之物莫不通”，商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迅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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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王朝正说中国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