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种过程乌托邦发动了毁灭性的进攻。在第2章中，他勉强承认斯密有关成熟市场的虚构。接着，他以无情的、不可辩驳的逻辑说明了必然的结果。他证实，无节制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只有“靠耗尽全部财富的原始来源——土地和劳动力”——才能生存下来，这就使得对自然的掠夺、自然的退化完全与劳动力的贬值和降低同等重要。此外：
依照资本积累的程度而言，工人的境遇，无论他的处境是高还是低，一定会越来越糟糕……因此，财富在一个极点的积累同时也是悲惨的境遇、劳动、奴役、无知、残酷及道德堕落在另一相反极点的积累……（1976，799）
马克思对自由市场的乌托邦理想所作的出色解构最近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抑制。波拉尼（在“冷战”乌云即将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写作）对马克思的观点理解得非常透彻，他在下列段落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
我们的论点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观念暗示着一个十足的乌托邦。如果不消除人类和社会的天然本质，那这种制度一分钟也不会存在；它会在身体上摧毁人类，并把他的周边环境变成一片荒野。社会必然会采取措施自我保护，但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会以另外的方式削弱市场的自我调节、打乱工业生活并因此危及社会。这就是两难困境，它迫使市场体系的发展陷入确定的轨道之中并最终破坏以它为基础的社会组织。（Polanyi，1957，3—4）
但是在撒切尔—里根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通过说服力和经济力量的混合运用而向全世界输出），把这样的异议弃之一边。凭借私人和个人的责任及进取心、解除管制、私有化、市场自由化、自由贸易、削减政府规模和大幅度缩减福利国家及其保护政策这些咒语，自由市场的毁灭力量滚滚向前。20多年来我们几乎经常被哄骗去接受亚当·斯密设想的能够解决所有灾难的过程乌托邦。我们也已经目睹了对可能会阻碍这样一种计划的那些机构——特别是工会和政府——的全方位攻击。玛格丽特·撒切尔宣称说没有社会这样一种东西，而只有个人和他们的家庭，并开始着手解散所有那些可能会妨碍她的乌托邦幻想的机构——从工会到地方政府。随着柏林墙的倒塌，福山给所有这些都赋予了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假象。我们现在处于历史的终结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是世界范围的胜利者。历史的终结处就在这儿（如果以巴尔的摩为例，那确实是令人沮丧的思想）。
把撒切尔和金里奇这样的人当作黑格尔派，这似乎很奇怪，但他们所信奉的自由市场必胜信念只是附属于黑格尔某一特定目的论的斯密的过程乌托邦（“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别无选择”）。在许多方面，正如弗兰克尔（Frankel，1987）指出的那样，在最近时期，最有效的乌托邦理想者就是右翼组织的那些人，他们主要拥护过程乌托邦理想而非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然而，奇怪的是没能够把右翼对社会秩序的这种攻击贴上“乌托邦”和“目的论”的否定称号。只是在最近才有像约翰·格雷这样的主流思想家试图复兴波拉尼的思想，并攻击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的内在破坏性。撒切尔和金里奇两个人的突然下台和失去影响证实了他们这种打算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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