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地，这个概念不能如此轻易地逃避更加普遍的乌托邦重负（也许这就是福柯为什么会在他的《规训和惩罚》一书中拒绝详细说明这个概念、甚至默默地否认它的原因）。它假定，与统治性社会秩序的联系或者可以被切断、被削弱，或者就像监狱中的情况一样完全被颠倒。这个假定就是：权力/知识可能被分散并被分解为差异的空间。它假定，在这类“他性”的空间中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有益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或“适当的”。墓地和集中营、工厂、购物中心和迪斯尼乐园，琼斯敦[3]、民兵集训营、开放学制办公室、新哈莫尼，“私托邦”和“生态乌托邦”，这些全部都是另一种做事方式的场地，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异托邦的”。由于它的多样性，乍一看显得如此开放的东西突然显得要么是平庸（一个混乱的、异质的、多样的空间、任何“不同的”事物——无论怎样定义——都可能会发生于其中），要么是一个更加有害的空间碎片，这些空间在一个更加广泛的历史和地理转变的辩证法中是封闭的、排他性的，甚至是危险的。异托邦这个概念能够坚持对空间异质性的更好理解，这是个优点，但是对于一个更加时空化的乌托邦理想的外表特征却提供不了任何线索。福柯提出质疑并助长其动摇（特别是在话语领域），但对于任一种替代方案会如何构成却不能提供一点线索。
现在，我们从过程导向的乌托邦理想（process-orientedutopias）的立场来思考这个问题。这种据说应该不断开放且仁慈的乌托邦社会过程，如市场交换，不得不凝固为一种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存在的、以空间为秩序且制度化的物质世界。社会的、制度的和物质的世界（围墙、公路、领土细分、统治制度、社会不平等）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辩证法是无处不在的，这样的结构一旦建立就很难改变（核电站将束缚我们好几千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制度聚焦了越来越多的惯例）。尽管我们会努力创造灵活的景观和制度，但因为变化条件随时间变得越来越僵化，所以结构的稳固性往往会增长。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彻底改造像纽约或洛杉矶这些地方的物化组织形式现在连想都比较难了，更不用说做了。自由流动的过程在各种结构中、在各种组织、社会、文化和物质的现实中得到了例证，那些现实需要相对的永久性、稳固性和不变性。物化的过程乌托邦不能逃避封闭问题或者它们自己制造的对传统、制度惯性等诸如此类东西的硬性积累。自由市场的乌托邦理想越是集中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它就越难以改变或者甚至保持它自己的轨迹。
在当代，任何重建社会过程的斗争必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推翻由自由市场本身制造从而成为社会相对永久性特征的这些结构（既有物质方面的，又有制度上的）。虽然这个任务使人畏缩，但并非不可能，新自由主义的革命议程在过去20年里已经完成了许多物质上和制度上的改革（想一想英国和美国非工业化的双重影响和工会权力的缩小）。因此，当我们探索替代方案时，为什么就不能去设想同样引人注目的变化呢（虽然是在不同的方向中提出）？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首要的观点 现当代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