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把一个丰富且复杂的乌托邦历史看作是发散的时间演变。黑格尔就是一个明显的代表。他的指导精神被超验辩证法（一种在“既—又”逻辑基础上展开的辩证法）描绘为物质的和具体的。当自在之物成为自为之物时，它们就改变历史。有趣的是，历史的终极状态被表示成一种空间化的隐喻。道德或审美状态是世界精神演变的终点。马克思有时会遵循这种思维方法，虽然它并不是时代精神而只是起着指导作用和积极的阶级斗争。当自在阶级成为自为阶级时，历史也是这样向前发展，向着后革命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完美状态发展，国家最终也会消亡。在这两种情况中（很明显，我把它们简单化了），作为空间形式的最终固定状态（事先未被明确说明）是通过某种特殊的历史过程观念获得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特殊样式的时间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空间形式，而莫尔却给了我们空间形式而不是过程。
当然，对这种无固定地点的目的论还存在着许多争议。例如，威廉·布莱克和克尔凯郭尔都坚持认为，辩证法应该被理解为“非此即彼”而不是“既/又”。结果，历史就成为一连串有关存在的或政治学的选择，这些选择不具备必需的导向性逻辑或任何清晰可辨的终结状态（Clark，1991）。换言之（而这正是我将要返回的一个重要观点），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习惯于迷失在无限开放方案的浪漫主义之中，在那种方案中，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封闭（在空间和地方之中）的点。
具体说来，我们发现马克思的政治经历以及后来的著作常常受黑格尔先验主义的“非此即彼”辩证法而非“既/又”辩证法所吸引。在支持巴黎公社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所基于的理由是当时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他突然转向彻底支持它则与他的可以“非此即彼”又可以“既/又”的双重辩证观有绝对关系。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在某一给定的地点和时间内革命或不革命的潜在后果，并在这种目的论的支配下屈从于一种更加偶然的历史演变的意义，即使阶级斗争仍然是历史的动力。正如他就这个主题在给库格曼的一封著名的信中所写的：
如果只是在绝对顺利的成功条件下才着手进行斗争，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MarxandLenin，1940，87）
而且，公社运动正是在巴黎才得以发生，这个事实给这项运动增添了明确的特性（既是缺点又是切实的长处），同时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革命运动是否而且如何从中心向外发展并进而席卷整个法国、甚至全欧洲。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开放的“既/又”辩证法与“非此即彼”封闭假设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小事一桩。
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必须要对一个不同的、在当时甚至是占支配地位的、依赖于完善市场环境下“经济人”理性活动的过程乌托邦进行解构。因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最强有力的过程乌托邦，所以我们要对此密切注意。亚当·斯密在他的首次出版于1776年的《国富论》一书中最精确地阐明了这个论点。他对道德情操理念的思考——他首先是个道德哲学家，然后才是个经济学家——引导他提出了过程的乌托邦理想，在这个乌托邦理想中，个人的欲望、贪婪、贪心、驱力、创造力等东西可以通过成熟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被动员起来，从而达到整体的社会利益。从这里出发，斯密和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排除国家干预和调节（那些保护自由市场的机构除外）并抑制垄断权力的政治方案。放任政策、自由贸易和适宜的市场被19世纪政治经济学家们所称颂。只要给自由市场繁荣发展的空间，就万事大吉。这当然是过去20年来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尤其以美国和英国为最显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我们被反复告之“别无选择”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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