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早期阿尔都塞是从宏观的角度去界定意识形态的，个人的主体性是被漠视的。而60年代末，在拉康的伪主体思想的直接影响下，阿尔都塞转而关注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主体的微观建构，“原先的阿尔都塞式的将独立于阶级意识/经验的认识论基础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已经被抛弃了”[19]。他开始将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作为分析的重点，明确赋予了意识形态具体的物质形态，并且提出了质询（interpellation）、意识形态复制的镜像结构（lastructurespéculaireredoubléedel’idéologie）等思想，攀上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巅峰。
总的说来，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建构主体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他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éologieetAppareilsIdéologiquesd’Etat）一文中。他从葛兰西手里接过了分析国家机器（Appareilrépressifd’Etat，ARE）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ppareilsIdéologiquesd’Etat，AIE）的接力棒，特别强调了作为私人领域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隐蔽作用。因为它几乎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教会、工会、媒体、学校、体育比赛等都是隐蔽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使人心甘情愿地服从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阿尔都塞看来，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统治的手段已经不仅是一种外在显性的强制灌输，而是转为内在隐形的微控手段。它通过对主体意识的潜在的绝对影响，成为构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主体的源头。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具备的所有技能和观念都是由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建构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落入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中却不自知。
他的观念就是他的物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嵌入物质的实践，这些实践受到物质的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来规定的——这个主体的观念就是从这些机器里产生出来的。[20]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就不仅是不可视、不可触的宏观结构，而是具有了一种物质存在（L’idéologieauneexistencematérielle），每个主体通过日常的物质实践臣服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那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如何使个体甘愿臣服在它脚下的呢？阿尔都塞接着说，这就是“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l’idéologieinterpellelesindividusensujets）的功能机制在起作用。
“传唤”“质询”，即法语中的“Interpeller”一词，原来最基本的含义是日常生活中为了询问而发出的呼喊，在具体的议会中是议员向政府的质问，在法律方面是警方发出的质询。所以，这个词在阿尔都塞这里既有指向日常生活的维度，更有偏向政治法律的意味，以此来彰显主体与意识形态之间一触即发的臣服与统治的紧张关系。阿尔都塞用“Interpeller”来表示，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在日常生活中是通过对个体的传唤、质询的方式完成的，其功能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21]。具体说来，质询的过程包括两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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