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英国学院派左派理论家，雅索普思想的来源如前面所述，是多元的，其个人理论兴趣也很广博，这给我们定位其理论位置带来了一些难处。然而，雅索普曾说要通过对战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全面研究，找出像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的可能形态。而且，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就坚持从劳动过程（即生产过程）出发，坚持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类型和周期。并且，他曾坚决否认自己属于像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潮流的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因此，本文将他界定为具有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新葛兰西主义者。
首先，雅索普对国家理论的兴趣是从研究葛兰西开始的，他的整个理论运作受葛兰西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的启发。同时受到比比奥（NorbertoBobbio）等人对葛兰西重新阐释的影响。他们认为，葛兰西将市民社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来研究，而不是像马克思一样将市民社会等同于经济关系，并以这种经济关系作为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基础。在这一点上，葛兰西将政治领导权特别是文化领导权的作用凸现出来，这正是“霸权”概念的创造性所在。雅索普对国家的理解框架，即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策略竞争与选择，是在吸收了葛兰西及普兰查斯“国家是社会关系”启示的基础上，接合调节学派的市场非自洽性及波兰尼的“市场社会”等洞见而形成的。而近期他更是关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也主要是受到葛兰西的上层建筑和霸权思想的启发。要言之，他是在葛兰西开创的理论路径中发展自己的理论的。同时，他也受到经阿尔都塞中介过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首创的从抽象与具体关系的影响，也受惠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论影响，这从他对自己方法的命名“策略—关系”中保留“关系”，即某种意义上的“结构”，便可看出端倪。但是，在具体理论演绎中，雅索普已经删除了“最终决定”，走向纯粹具体中的偶然接合。
新葛兰西主义实际上没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主题与问题式，它们只是共享着葛兰西的资源。众所周知，国际知名的新葛兰西主义很多出现于英国，如以文化研究闻名的伯明翰学派、以后马克思主义闻名的拉克劳、墨菲等人。雅索普与他们理论的共同点在于都受到葛兰西思想复兴的影响，都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都对接合方法有亲近感。但他们的区别并不仅仅是研究主题的不同——伯明翰学派研究意识形态、拉克劳等人研究激进民主、雅索普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更大的区别是雅索普与其他人的研究视角，或者说问题式、方法的区分。雅索普国家理论成熟后的研究视角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他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多维综合，是前学科与后学科的接合，并非只从其中的一个部分出发的片面深刻。因而雅索普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一定意义上是具体复杂的，是全面的，而非片面和简单抽象的。再有，以上的分歧也造成了他们对待接合方法的理解上的一些差别。
其次，雅索普的理论立场与后马克思思潮的异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理论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的话语。以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为标志，反对同一性对总体性的逻辑消解，作为资产阶级解放话语的启蒙思想被判定为人奴役自然、人支配人的工具理性之翼。一切仍然还寻求以一种同一本质为基础（无论是人还是规律）的自由解放都成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的隐性同谋，人对自然的“暴力关系”批判性地内省了。至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生产力增长基础和人的解放逻辑被否定了，虽然他们仍然坚称继承了马克思的某种批判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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