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固然不能看到每个人行为举止的后果链。但每一举止都有后果，而且往往存在这种可能性，即在我们很少考虑到的地方这些后果常常又是非常严重的。进而言之，在小范围内适合于个别人举止的东西，在大范围内扩大化，亦适合于一个共同体、一辈人，甚至一个时代的行为举止。后代人的未来也许就与我们今天所理解和把握的东西、所做的决定和行动相关联。未来（diekommendeZeit）总是收获现在播的种，恰如现在收获过去播的种一样。在非凡的意义上这也是有效的：在古老东西的幸存之地，新东西、未经世者也欲生长，而新生力量一出世，迷糊未识的力量也在那里蠢蠢欲动。这就是说，只要个人有适度地参与到整体的首创精神中去，也能为几百年承担起某种未曾预感到的责任的重担。
在此，“我们应当做什么”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只是由于嘈杂的日常问题很容易使人忘记这一基本问题的现实意义——好像前者并不扎根于后者，仅仅从它们自身出发就能单独得到解答似的。然而，这绝不是说哲学伦理学应该到处直接插嘴。它的任务不是拟定一份现时的操作方案，不是党派偏见。恰恰相反，它原则上要对给定的、当今的和有争议的东西采取疏远的态度，超然其外，使伦理学不受其束缚，从而使它在此时此地给人以某种教导的能力。
二、人身上的造化者（Demiurg）
伦理学并不直接教导，在给定的事态中此时此地应当会发生什么，而是一般地指出，一般应当发生的东西具有怎样的性质。一般应当发生的东西也许是丰富多彩、各种各样的，但它不会在每一事态中都能发生。在这里，瞬间及其要求都在伦理觉察（Besinnung）所教导的范围内保留了其活动余地。伦理学创建了一个普遍基础，以之为出发点，如同出于鸟瞰一样，我们将现时的东西俯视为客观的。对于伦理学而言，个人与时代的使命都是特殊性的，它要与这两者保持同等的距离，因为伦理学就是要超越个别情况（Fall），免受外在影响，解除心灵感应，从伪装与狂热中解脱出来。因此伦理学不是别的，正是哲学：它教导的不是现成的判断，而是“判断”本身。
正是在此意义上伦理学提出了“我们应当做什么”这一问题。它规定、描述与定义的不是实际的应当“什么”，而是给出应当“什么”得以认知的标准。这就是伦理学高于各种特殊倾向（Richtungen）、兴趣与党派之争的内在原因。伦理学的视角与私人的日常视角和公共的日常视角相比，就如同天文学观看事物的角度与地球上观看事物的角度相比照一样。当然那些特殊的倾向潮流会为自己辩解，表明自身的正当性。然而两者的差距不是要分离出、甚至丢弃个别情形，而仅仅是一种观察角度、一种概览与全观，就是倾向于理念中的统一、全体与完整。
“实践哲学”的品质就是要在此丢弃所有盛气凌人的东西。它不介入生活的各种冲突，亦不提供任何针对这些冲突的规定；与法律不同，它也不是戒命（Gebote）或禁令的法典。实践哲学直接诉诸人自身的创造力，从而使得人们每当遇到新的情况时都能直见（erschauen）到，仿佛是预见到，此时此地应当发生什么。然而哲学伦理学不是决疑论，从而也绝不允许下列说法：它似乎由此就会扼杀它在人身上应当唤醒与培植的东西，即在人身上的创造力、自发性以及人与应当的东西、自身有价值的东西之间活生生的内在联系。这不是要放弃“实践的东西”的高贵使命。伦理学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能是实践的，即它培育、呵护人的实践力——人身上的行动力（dasAktive）与精神性的创造力，并使之臻于成熟。伦理学的目标不是剥夺人的行动能力，不是作茧自缚，而是将其提升为一个具有完全行动能力与责任能力的人。人宣示成年才意味着他真正成为人，而唯有伦理的觉悟才能宣告他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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