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像在宏观上难道不会以扩大化和粗糙化的形式再现？在宏观中难道也不存在伦理的参与和理解，也有宏观上的漠视？在国家生活中党派的特殊主义不就是同样的东西，世界历史上大国的沙文主义不也是同样？一个民族好像瞎了眼一样对其他民族的独特性与世界天职失去判断力，但党派精神对反对党的合法性与政治价值是盲视的。每个利益共同体仅仅知道自己的目标，仅仅为此而生活，并将整体生活连同个人生活都套在其中。这样一来，个人生活也就从整体的真实生活旁边走开；这种生活对他并不神圣，而且他的组织的生活，正如他发现的那样，仅仅被禁锢在他的时代与他的理解力的狭隘套路内。没有人眼看着生活在构成整体本真生活的巨大联系中，也没有人能敏锐地觉察到历史的脉搏。但是，每个人都身处历史之中，并参与和插手了历史的表演，并有资格成为整体生活的见证者与共同缔造者。他生活着，却漠视他的时代，漠视其时代的价值和使命，漠视其时代的独特的、仅只对于他以及他同时代人才有的本真生活。一个时代，拥有如此过量的党徒与党领，却严重缺乏忠诚的公民与政治家，这不让人感到奇怪吗？
不过此外还有一种历史意识，即历史科学，它重建了整体。但是这种意识却跟不上历史生活的步伐，它总是事后才从已逝生活的踪迹中重建历史生活，出于对遥远过去的模仿呈现出一个苍白的整体图景，即早已从我们生活中走过，再也不会成为我们生活的那些东西的图景。历史意识来得太迟。它不能代替同时代人参与的价值意识。它缺乏身临其境的直接性和参与的高度热情。模仿者的兴趣不是与历史生活相匹敌的关联物；他的爱再也帮不了过去了的生活，而过去了的东西也不会再爱他。
微观的伦理世界与宏观的伦理世界看起来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们相互映衬，比天真的人愿意相信的要可靠得多。谁作为单一的人不带爱意地打量自己，那他作为国家公民就会产生错误认识并心怀憎恨，而作为世界公民就会诽谤中伤、挑拨离间。对人的漠视，对共同体的漠视，对世界历史瞬间的漠视——这就是这同一种性情的同样的面目，同样的到头来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同样的自我谴责和自我否定。这就是价值失明与价值浪费。只此一次地给予一代人的东西再也不会再次给予它，亦不会重返另一代人；就如同当时的瞬间充盈只能一次性地给予个人一样。而就如同在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造孽，与在生命意义上的造孽是同样的，都同样荒谬。
八、现代人
如果说有对价值意识的唤醒这件事，那么这就是我们时代亟须做的事情。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无人能够预测。从哲学上来唤醒就很难做到，不过，这也还是哲学分内的事。有一些偏见，只有哲学才能根除。而且也有一些情感上的抵触，大概也只有靠慎思与内省才能抗拒它。
今天人们的生活不利于深刻的活动。生活缺少平静与沉思，人人焦躁不安，行色匆忙，生活俨然一场没有目标和慎思的竞赛。哪怕平静地站住喘口气，马上就落后于下一个人。而且，就像外在生活的种种要求那样，印象、体验、感觉都竞相角逐。我们总是期望着最新的东西，而被每次最末的东西所控制；对于倒数第二个，我们不正眼看一下就已将之抛诸脑后，更别说理解它了。我们活在从感觉到感觉中，由于放手追逐有感觉性的东西，我们的洞察力变得肤浅，我们的价值感变得迟钝。
现代人不仅焦躁不安、行色匆忙，而且迟钝麻木，自命不凡；再没有东西能让他振奋、激动，触动其内心深处。到了最后他对任何东西都只是抱以讽刺的或厌倦的嘲笑。甚至最终他把出于他自己的道德低水准变成一种德性。他把无动于衷以及没有能力去惊讶、赞叹、热忱与敬重提升为持久的、意欲中的生活面貌。然而未经接触就目空一切其实是一种懒惰的妥协。他对自己如此满意，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以掩饰自己内心的空虚和匮乏。
这种亢奋很典型。在历史上绝不是今天才第一次出现。但无论在哪里出现，它都是虚弱与没落、内在颓废与普遍的生活悲观主义的征兆。
想要趋于毁灭的东西，人们应该任其毁灭。在所有的衰亡中，健康的生命会长出嫩芽。我们的时代并不缺乏这种新生。今天奋发努力的这一代能否凭其猛烈的起跑开辟出新路，是否只有留给后代才能有力地推进到一种新的伦理，今天的人谁能做出预言？但新芽在此已出。它不曾也绝不死亡。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从这种精神困顿中走出来，成为它的唤醒者，唤醒眼前的理念和心中的信仰。
伦理人在一切方面都与冷漠无情的匆忙者、迟钝者是对立的。他是价值的见识者，是智慧（sapiens）的原初字义：品出味道者。他是对生活的丰满价值具有官能的人，那个“道德感官”（organemorale），弗朗茨·赫墨斯特胡斯预言道，“闪闪发光的财富”向它敞开……
今天的哲学伦理学就在这一任务的旗帜下，它处于新旧哲学思维的分界点上。它的步伐是从有意识的价值研究迈开第一步。它能引领我们走多远，我们今天还不得而知。不过其目标明白地摆在眼前：让人有意识地获得他的“道德官能”，重新为他打开他自己封闭起来的世界。
从此之后，新伦理学要是什么和必是什么就不会认错了。它是否如此以及究竟能否如此，未来将会指教。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其整体品质而言，它自身就是一种新的性情。它意味着一种新的对事物的爱的方式，一种新的奉献，对伟大之物的新的敬畏。因为对它而言，它要开辟出来的世界，重新是伟大而充满价值的，是不会枯竭也不可枯竭的——无论是整体上还是最小的细节上。
因此，新伦理学也要有勇气再去面对整个形而上学问题的困难——问题源自对永远的奇妙之物和无解之物的意识。新伦理学的姿态就是再次回到哲学的原始冲动，回到苏格拉底惊异的**。
（邓安庆 杨俊英 译）
[1] 选自哈特曼：《伦理学》（NicolaiHartmann：Ethik，4.，unveraenderteAuflage，Berlin，1962，WalterdeGruyter.＆Co.，Einleitung），标题由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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