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之所以出场，主要原因在于适应新时期冲破苏联和中国本土“左”的教条禁锢、不断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需要。这一范式改革的主要对象，就是苏联和中国以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僵化、教条化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方式的教科书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观原初出场时的阐释文本，虽然包括了《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主义原理》等直接面向工人大众的普及性读本，但并没有采取“教科书”方式。一直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借“积极批判”杜林的机会，对“共产主义世界观”做出“系统而比较连贯的阐述”，才有了原理的基本雏形。此后，狄慈根、拉布里奥拉、考茨基、梅林等第二国际理论家为了进一步完整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类似“教科书”的专门性著作，如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拉布里奥拉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等。
真正实现教科书化的是苏联。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唯物主义历史观》（1901），列宁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都为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列宁甚至称赞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自德波林之后，1921年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也曾经在过渡时期成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的普及教材。在斯大林时期，为了巩固执政党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统一国家意识形态，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有必要以教科书“标准”话语、完整体系方式阐释、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批判德波林为契机，斯大林撰写《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框架，苏联学者出版了最早权威性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米丁、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1932年），《辩证唯物主义》（1934年）。1933年年底，全苏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校哲学教科书，标志着教科书话语体系范式的形成。由于苏联的领导地位，这一教科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德国人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1929）、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30）等也对中国学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达在大力翻译国外相关著作之余，撰写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同志曾经赞誉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瞿秋白的《社会科学讲义》（含《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延安整风时期曾编写过的《辩证唯物主义》授课大纲，等等，都应当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早期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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